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读后感10篇(5)

  可以佐证这一西方认知传统的,还有作为欧洲最早文学形式的古希腊神话。面对浩瀚星宇,希腊神话浪漫的想象构造出宙斯等诸神放诞不羁的爱情与复仇故事,这确如涂尔干所言,“我们以社会事务为模型构想出来的观念,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另一部分自然的。”

  但也正是面对这同一片星空,遥远东方的中华民族远古先民仰观天文,发现了北极星恒久不移而众星环绕拱卫在侧的特点,进而“奉天承运”,研究出了一套以皇帝为“天子”、以北极星膜拜为模式的君臣秩序。[9]如此,华夏先祖以自然星象为模型构想出来的观念,应用于社会同样行得通,而且长久不衰,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唯一流传至今者。

  传说中伏羲氏画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华夏文化沿袭此道,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与西方民族迥然不同的“取法自然”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巫史传统”(参看李泽厚《说巫史传统》)。[10]随着历史衍变,自然指向的华夏巫史传统与社会指向的西方宗教传统各自独立延伸,形成了今天中西文明分异鲜明的特色。

  如果想要对中西方文明的分异追本溯源,我们就必须回归到关于巫史传统和宗教传统的讨论。根据涂尔干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宗教与巫术分别有以下特征:

  第一,宗教生活是集体的,也因此产生一些非个人自身意志的活动,个体在集体强大的迫力之下易处于被动祈求的地位和心态;而巫术从一开始就是个体尝试对自然规律进行解读和应用,因而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

  第二,宗教活动是以其本身为目的,为了巩固内部的联系和加深集体感情而举行;而巫术以施术过程为工具,有指向实用生活的目的性。

  第三,涂尔干再三强调,神圣与凡俗是宗教与巫术的分界。由于神圣,宗教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唯一排他的、超验的神圣人格神;而巫术由于凡俗本性和面向自然界,不排斥多种神灵共同存在、各自发挥作用,但种种神圣称号是由其“可用”而被人所赋予,所谓的“神灵”本身并无绝对权威和超越一切的神圣性。

  由这些特征可见,中华民族把目光投向自然,由自然秩序反馈社会,于是演化出巫史传统;西方民族观诸社会从而解释自然,于是产生宗教组织。由于民族气质截然不同,东西方文明之路从一开始就各自伸展向不同的方向:中华民族的巫史传统衍生出“经世致用”的实用经验传承与以“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为至高境界的道德审美追求;西方民族的超验神圣情感提炼出严密的逻辑思辨、超脱日用的抽象思维与精确求真的科学。

  钱穆先生曾经这样总结,“人类的文化是朝四个大方向来发展的,便是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是宗教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艺术的。宗教和科学是外在的,道德和艺术是内在的;宗教与科学分别发展至最**时是互相冲突的,道德与艺术发展下去却是一致的、和谐的,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11]在我看来,中西文明各有其存在合理性,并且在各自发展的最高境界必然相遇相通,正如涂尔干书中提到不同领域的学者各自独立发现“曼纳”一样。

  经历了近代西方文化**和“八十多年文化断层”(净空法师语),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出华夏传统之中合理的、值得传承的成分,剔除其被附加的各种政治、功利、迷信色彩,恢复华夏文明灿烂的本色,从而使巫史的华夏与宗教的西方同样能够并立于世。

  【注释】

  [1] 杨堃 张雪慧.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 转引自:王铭铭编选.西方与非西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5.第227页

  [2]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第52页

  [3] 同上,第272页

  [4] 同上,第55页

  [5] 同上,第268页

  [6] 同上,第269页

  [7] 同上,第275页

  [9] 陈江风.天文与人文——独异的华夏天文文化观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9.第28页

  [11] 钱穆等著.明报•大家大讲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4.第64页

  【参考文献】

  [8]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第21页

  [10]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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