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读后感(四)：宗教的西方与巫史的华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读书笔记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发展成为主要发掘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一门学科。继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批评学派与功能派等学派各抒己见，法国学者涂尔干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法国社会学派。《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他作为这一学派创始人的代表作之一，书中阐释的核心论题是，宗教力来源于集体的匿名的力。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存在方式，而人们误以为这种非自己意志却不得不服从的力，来自于冥冥中的某种权威，于是产生了种种仪式、神话来解释这种力，并与之和解。涂尔干认为，这就是宗教的运作原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写于1912年，是涂尔干学术思想第三阶段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他后期思想发展较为系统的学术成果。在这本书中，涂尔干不同意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提出图腾主义是最原始的宗教。“因为氏族集团是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共同组织，而每个氏族都有图腾信仰，图腾主义是普遍的现象。图腾的定义是某种动物或植物的象征化的宗教化，一方面它是氏族赖以维系的要素，同时它也具有宗教的性质，是圣物的代表。所以最原始的宗教就是氏族的宗教，表现为氏族共同的图腾信仰。涂尔干还认为社会是宗教生活的源泉，神圣只是社会的变象、社会的象征。”杨堃认为，“涂尔干关于宗教的上述意见，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其中亦有相当部分应予以肯定。”[1]
能于可见的纷繁复杂的仪式现象中，层层剖析，分解显露出凌驾于个体之上有其自身运行轨迹的社会集体的力量，涂尔干为人类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本书也为后来的研究学者留下了许多继续*研究的线索和灵感。比如，本人在拜读这本论著的时候，顺着涂尔干的思路和理论系统，产生了一些关于巫术的新的联想。
涂尔干曾经多次在这本书中提到，“巫师所乞求的存在及其所调动的力量，与宗教所专注的力量和存在不仅性质相同，而且往往是一码事儿。”[2] “在宗教力和巫术力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时候，宗教力与巫术甚至有同样的称呼。”[3]
稍后，涂尔干引用胡伯特和莫斯的观点得出结论：巫术就是从宗教中产生的。但是在这本《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并未给出“巫术从宗教中产生”的直接证据。根据涂尔干的观点，由于人们结成社会集体并受制于集体，社会成为宗教力的源泉，而他又声明巫术与宗教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宗教都有教会，巫术多为个体实施。[4]那么，问题在这里出现了——社会是如何脱离个人并优先于个人产生出宗教的？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巫术先于宗教产生，或者说二者同时产生呢？我们知道，文化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千万不要小瞧这个问题，它有可能导致涂尔干辛苦营建的社会学帝国理论体系轰然倒塌！
我们换个方式提问：如果如涂尔干所述，巫术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而宗教的运作依赖集体的信念和认同，那么被归为个体施术的巫术，在脱离集体“力的作用”的情况下，是如何施展神威的呢？涂尔干显然也预料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发出和我们类似的疑问：“当我们把巫术当成是离群索居的个体或与世隔绝的巫师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时，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的内心是怎样产生这种想法的呢？从来就没有什么经验能够为巫术提供假设和论证；尤其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欺骗手法做出解释，然而他们怎么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使人们确信无疑呢？”
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涂尔干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人，还是活生生的“要吃饭”的人（李泽厚语）。人要生存，就必定会在他所面对的自然环境里进行各种尝试，对他所遭遇的一切做出反应和解释。这些反应和解释是根据当时现有的境况、生产力和认知水平来开展的，不存在蓄意欺骗或者正误之说。能够得到反馈的活动，都被接受，当做经验积累下来，流传给后人。这是实证的经验，自然界的回应是检验行动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涂尔干所设想的“提供假设和论证”的“逻辑的经验”。
这里暗示着一个呼之欲出的事实——巫术未必源自宗教（集体力），而是指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是如果巫术本质指涉“自然”，而宗教的本质源自“社会”，为什么涂尔干会如此确信地再三声明“巫术力与宗教力并无本质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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