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涂尔干继续贯彻了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的方法论，他明确指出应当从外部考察宗教，因为宗教之间外表的相似性不仅容易考察，也意味着深层次上的相似性。不过，对于现存的诸多宗教，构成因素盘根错节极其复杂，要想做到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出主要或者次要、根本或者附带的构成因素难度极大，所以涂尔干再次说明了在低级社会中考察宗教，也就是原始宗教的优越之处。群体规模小、内部同质性程度高、活动形势稳定等等这些条件，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已经将所有无关变量的干扰控制到了最小程度，神话由此被封冻起来，保持着最初的故事形态，仪式也是少数几种重复的姿势。“如果所有这些因素都简化到必不可少的地步，简化到若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宗教的地步，那么它们就是最为本质的要素，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将宗教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结晶了出来。除此之外，研究原始宗教还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解释。谈论起原始宗教，我们不能不对宗教的起源进行分析。需要明确的是，宗教的起源并不能被锁定在某个时间点以及某个地点，这是无法做到也是无意义的，但是“将宗教思想和宗教仪轨的最基本形式所赖以为基础的并始终存在着的原因辨别出来”，这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我们越是无限逼近宗教起源，我们越是能找出这些原因。
（二）
初民对于世界的感知起初是混沌且零碎的，后来他们朦胧地察觉到世界万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雷之后会下雨，下雨的时候多半会刮风，宗教实际上向我们提供了初民眼中最初的世界图景。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神话体系，这是初民系统思考宇宙的表现，神话提供一个从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己种族的起源直到当下的故事，构成了典型的宏大叙事。无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对于自然的解释有多荒谬，实质上这是一种思想的进步，而后的哲学是如此，再之后的科学也是如此。整体的思考方式催生出了范畴，范畴统摄着概念，支配整个智识生活，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脱离范畴的框架思考问题，这些范畴都是来自于宗教。其实，本书所要呈现结论便是——范畴来自于宗教，宗教来自于社会。
关于范畴的起源，在涂尔干之前存在着两种学说。近代哲学的序幕拉开之后，关于知识的讨论，随后分流出了以弗朗西斯培根为首的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尔为首的理性主义。在分析之前，需澄清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两个主义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它们都是针对自圣奥古斯丁以降统治了西欧一千多年的神学而做出的突破，只是二者的偏重不同；第二点，理性主义中的“理性”并非等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理智，它有一种超验或者先验的意涵，偏向于神秘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对世界的体验，在这一层面或许我们可以说，经验主义者比理性主义者更“理性”；而理性主义者主张知识是我们先天便具有的，或者是超自然的神所赋予的，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说”和“回忆说”。
涂尔干对这两种学说都进行了批判：我们都知道，知识是由所有人普遍共享的，范畴对于所有事物都适用。对于经验论，既然它说知识是来源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体认，那么范畴的普遍性从何而来？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阵风吹过，有人觉得刺骨，有人只是觉得微冷，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觉体验是不一样的，并且即使是同一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段也有不同的理解，人一会儿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会儿又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个人都是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尺度，这实际上是说知识是主观任意的，如此一来就消解了知识的客观性，我们都知道普遍性、客观性和稳定性是真理的基本特性，因人而异的主观体验如何能上升到普遍的程度？这便是经验主义所不能解释的。理性主义的观点如前所述，它可以解释范畴的普遍性由来——人类先天被赋予的。然而如此充满着神秘主义迷思的回答实质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了先验或超验论的解释，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个悖论：我们的理性分有自神的理性，这种理性是永恒的和静止不变的，理性主义者指陈范畴来源于理性，实际上范畴一直处于流变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明确的形式，“这种固定不变的性质又怎么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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