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日常生活越来越显露出去神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解释却不得不诉诸其宗教意义上的最终基础（田立年，2001：359）”。
图腾制度或灵魂观念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宗教“力”能够唤起个人对氏族权威的认可。说到底，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力在起作用。在宗教世界，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圣物，但神圣性的添加就要靠社会来完成。正是通过宗教对平凡的事物施加一些特质，集体道德才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显现出来。当我们认识到一种曼纳的时候，它们只能来自我们的内在经验，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力必然只能是个体化的精神力。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力是没有人格特征的，因为非人格力的观念是最先被构建起来的观念。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力只能来源于共同生活，这便是集体力（涂尔干，2011:503-504）。换句话说，个体感受到的是来自社会的“力”，它不会因为个体的感受就变成个人化的“力”。
涂尔干相信，社会对个人意识拥有绝对的权力，“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物质上所特有的无上地位，而是由于它所赋有的道德权威。如果我们服从于社会的指令，那不仅是因为强大的社会足以战胜我们的反抗，而首先是因为社会是受到尊崇的对象（涂尔干，2011:279）”。在氏族社会中，个人想成为“人”，就必须加入到崇拜图腾制度和灵魂观念的队伍中。在有机社会中，个人想成为“人”，就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生活习惯和法则。这些都是“力”的规制，并且是一种道德力量。
对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道德领域仿佛围绕着一种神秘的屏障，把违反道德的人拒斥其外，就像人们防止宗教领域受到凡俗的触犯一样。这是一个神圣的领域。构成这个领域的一切事物都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庄重性，从而使这些食物凌驾于我们经验的个性之上，并为它们赋予了一种超验的实在性。追根寻源，我们难道不是说合乎人性的认识神圣的吗？不是说我们必须尊重合乎人性的人吗？只要宗教与道德被密切地统一起来，就可以毫无困难地解释这种神圣特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和道德都被想象成神的属性，想象成神性的流溢，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是神圣的（涂尔干，2003：13）。
在宗教力和道德支配的以往社会中，个人似乎是完全生活在社会决定论的定调之下，因为个人除了服从“力”，似乎别无选择。然而涂尔干要解决的却是现代社会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涂尔干对于现代社会也保佑一种绝对的社会决定论观点呢？解放的现代人又如何能被虚无缥缈的现代社会支配呢？
涂尔干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力”的感念进一步扩大，以期望得到一种完满的调和。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在其所有方面，在其历史的所有时期，都是借助于庞大的符号体系得以存在的（涂尔干，2011:315）。所有的符号严密的包裹着社会事实的本原，也就是各种类型的力。“力”产生于社会，更要服务于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也会被包装成不同的式样。从氏族社会的集体宗教力，到传统社会的家族道德力，再到他试图构建的职业群体，都只是社会里的该头换貌。就像学者评论的，“家庭、友谊和职业团体的道德规范被注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个性，这种个性把某种抽象的文化理想转移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米勒，2001:197）”。
涂尔干的根本意图是建立一个集体道德感的社会，这点尽人皆知，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点如何成为可能却成了摆在哲学家、社会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涂尔干正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社会道德“力”来填补各项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实间的空隙。
在涂尔干试图建构的神圣社会中，国家是实现的重要手段。与他在《分工论》中的前后摇摆不同，在中晚期作品中，涂尔干一直坚持国家对于神圣社会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个人同时扩大着自己的领土，却仍能做到互不侵犯。对于个人而言，只有通过国家，个人主义才能实现。因为“在国家中我们具有某种原初的动力（涂尔干，2001:60）。人们可能发现在国家中的行动与他们的个人行动初中相左，“甚至沦落成为国家的工具，因为使他们得到实现是国家行动的目的。不过，他们并非像个人主义的公里主义者或抗的学派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自足的整体，国家仅仅是他们的反应，因为通过国家，而且惟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一种道德存在（涂尔干，2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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