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第一，韦伯的主要目的是在证明：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第二，此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支持他的主要论点——由于欧洲展现出其特有的禁欲新伦理以作为精神的动力，因此能发展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社会学的基础之一：城市、君侯与神祗】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撤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者人类的行为。
中国行政中的租税政策极度有利于城市居民，所牺牲的是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消费税及任何的动产税）
两个事实：1、贵重金属大量增加的财富，无疑是导致货币经济的大幅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然而，这发展强度并不足以动摇传统主义，而毋宁是更强化了它，就我们所得知的，资本主义的现象，是一点也没有激发出来。2、人口的巨幅增长，并未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也没有激发资本主义的形成。我们更毋宁说它是一种停滞的经济形态相结合的。
西方的城市是个“共同体”——在古代是祭祀的团体，在中世纪则为誓的兄弟团体。
中国的二元论：为人类带来的巫术师及英雄所具有的巫术性克里斯马，与源于慈善的天——亦即“阳”的神灵¬——二者被认同为一。具有克里斯马资质的人显然有超越恶灵（鬼）的能力。而上天的灵力也确实是社会秩序的善意的、最高的指导者。
内在于人与内在于世界的神灵及其功能，都不可不加以维护。因此，就必须安置镇压住邪恶的鬼灵，以使在上天守护下的秩序得以正确无误地运行。因为，除非得到上天的认可，恶灵是无以为害的。
神与鬼都是有力的存在。然而，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神，或神格化的英雄，或任何神灵是“全知的”或“全能的”——不管他们多么有力量。从儒教徒严肃的生命哲学来看，虔诚者之遭逢不幸，只不过是“神的意志往往不可确定”（天命靡常）罢了。所有超人类的存在都比凡人强，但却远低于非人格的最高的上天，也低于承天恩宠的帝国祭司（皇帝）。准此，唯有这些以及类似的非人格力量，才被超越个人的共同体当作是崇拜对象，并且也是共同命运的决定者。不过，可以用巫术来影响的个别鬼神，也可能决定个人的命运。
克里斯马似乎只有经由一再显现的奇迹或英雄行径才能获得保证。总之，巫师或英雄必不可陷其身或其追随者于明显的失败。
诸侯利用具有文字知识的人来理性化行政一增强国力，这和印度的王侯之利用婆罗门，西方的诸侯之利用基督教的教士，如出一辙。
封建贵族，和西方一样，反对外出任他们想垄断的官职——这是士人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
只有个人的功绩，并且只有功绩本身，是取得官职（包括支配者之职在内）的必备资格。
几乎所有重要的行政措施，形式上是由州总督来制定，而实际上是由非在官方编制内的僚属所拟定的。
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国且持续成长的核心，也是这个大国形成的基础。
中国官僚之精神是与公共负担制度相关连的，而后者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和其他各地一样，中国的部族长或君侯原先是分配到一块田地，由国人一起来耕作。此即共同的徭役义务之起源，而此种徭役义务，随后又在迫切的水利工程需要上找到更进一步的根源。
只消说中国的租税制度，和西方的家产制国家一样，是逐渐发展为合一的税制（虽然有时是相当分化的）；办法是将所有其他的税负都转变为地租的附加税。这是由于投资于土地的资产对于疏放的帝国行政而言是“看不见的”，也非其征税技术所能为力的。政府之所以才去典型的实物经济的措施的一部分原因，或许正是由于无法掌握这些看不见的财富。除此之外，或许真正首要的关键性因素是通货（极不稳定）的状况。
取得官位得付出昂贵的代价，任官后则往往债务缠身，因而不得不再短短的任期内尽其敛财之能事。
然而在中国，位在最高支配地位的官吏阶层并不个别地占有利得机会；利得机会毋宁是由可以任免的官吏所构成的整个身份团体所占有。他们集体反对干预并极端憎恨地迫害任何号召“改革”的理性主义理论家。只有自上或自下的激烈革命，才有可能改变此一形势。一般而言，任何的改革都可能会危害任何到每个官吏在其规费上现在或未来的利益，无论这是指……即使是部分实施，都将引起所得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并且也没有独立于这些利益团体之外，而与利益无涉的执行机构来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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