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个人毫无条件地依赖于手工业与商业行会，以致行会控制了所属成员所有的经济事务。即使如此，中国却没出现类似西方的城市经济政策，亦即行会拥有干涉城市事务的特权。正是缺乏这一法律基础，手工业的小资本主义无法发展。
家产制国家
韦伯将秦之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而秦之后则为家产官僚制（1）。他认为治水的必要性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及其家产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
关于神
中国社会出现了贵族英雄阶层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格性的天神。而皇帝的封建宗主权也体现在独占祭天之礼的权力，而祭天可以说是祭祀上天，也可以是天上的王，这便使神祇逐渐有了非人格化的特性，并不断被强调。自从进入家产官僚制社会后，上天便成了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唯一武器，人民向它控诉统治者的过错，而官吏似乎也对这些被压迫者的诅咒特别畏惧。但国家的长期统一，让上天没有成为一个英雄神-在自己子民遭受苦难时，成为哭诉、祈祷以及崇拜的对象。
相对的，中国人更依赖鬼神信仰。被认为至高无上绝不是西方的创世主，而是日月星辰这些永恒的存在。但如果人的一切供奉无缺甚至德行完美，却仍得不到这些鬼神的保佑，人民只会舍弃这些崇拜。
正如鬼神一般，皇帝必须证明其自身的卡里斯马（2）资质。这种资质是可以失去的，只有一直出现的奇迹和英雄行径才能保证或至少不出现明显的失败。在一些古代的基本事件中，皇权由巫术性的卡里斯马发展而来（大禹治水）。随着进入家产官僚制，皇帝逐渐被要求依据经典来进行生活，而不是个人意愿。要是皇帝违反了这些秩序，理论上他将失去卡里斯马，因为社会秩序乃宇宙一部分，作为非人格神驾驭人间。
关于采邑制的卡里斯马性格
韦伯将西周产生分封制理解为中国式的采邑制，而不同于西欧庄园。
拥有政治支配权力的氏族及其附庸才有可能成为王的属臣，这说明卡里斯马已经附庸在氏族身上，而不是个人。这些卡里斯马的氏族，其经济支柱来源于政治上的收入和世袭的土地资产，跟西方完全相反。另外，西方由于征战与迁徙使得氏族结构松散，这体现在由于防务的需要，每一位受过军事训练的男子都能成为骑士，而不用考虑世袭的卡里斯马。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转变中，采邑变成了土地俸禄，这实际上对农民拥有领主权。因此，中国古代的封建制与西方的采邑制，虽然内部不同，但外表极其相似。
采邑制下，由于土地扩张王畿地区逐渐与诸侯统治地区混合在一起，使得王干涉王畿外的诸侯国的能力越来越弱。王是最高宗主，在他面前诸侯必须下车表达敬意，并每年进行朝贡。但不久王权衰落，体现在诸侯国的独立性，例如采邑在继承时要询问王决定继承人，但诸侯指定的继承人与王不一样，王要让步。在政治上，王的权利基本丝毫不存，只有祭祀仪式上的权利。诸侯对王发动战争，理论上是一种极大不敬，会招致巫术性的灾厄，但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正是这种王权的衰落，导致大小诸侯发动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正是这些战争，导致了士人地位的提升。他们处理各种外交关系，策动结盟以及发动战争，甚至干涉财政。诸侯为了强化国力，利用士人达到增加人口，特别是财富的目的。
关于官僚制国家
经过大量战争，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了（秦）。
随之而来的是严密的官僚制度，根据功绩开放给所有人，但只有属于士人阶层并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在政治下有影响力。而封建贵族则极力阻止外人出任他们垄断的官职。但他们无法否定：只有功绩才是取得官职的必备条件（他们自身不具备的条件）。
地域的广阔使得中央集权非常有限。这体现在难以建立有效的财政统一，由于输送困难以及地方官吏的利益。官方承认极少的官吏，以致他们无法以一己之力统治辖区。官绅带着整个氏族来到一个陌生地区，只能依靠幕僚，造就权利掌握在幕僚手中。另外官吏的任期也极短，这些都不足以建立有效统一的行政体，下属也只将中央的命令当做一种建议。中央最后只能要求官吏辖区税收总额，由于官吏只能依赖国库的实物俸禄，并且支付一大笔钱供养当地的幕僚，并用金钱打通上下关系，只能大量地侵吞人民的资产。俸禄的结构导致官吏大量敛财及一致反抗改革的传统主义，这是因为任何对传统经济与行政的干预，都将可能侵犯官吏的利益。这也是前面提及的货币的大量流入，反而强化传统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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