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统治阶层,士人-即使是只通过考试而没有官职的人,拥有身份特权(免除徭役、免除笞刑以及享受俸禄)。通过考试则有一种学生荣誉的成分。他们对于秩序与传统主义的一般倾向,反映在“君子理想”的特征上,包括在言谈之间具有引用古典经文的能力、纯粹的人文心智以及对忠恕之道的追求。
只有我们对士人所必须对抗的势力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才能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一开始,士人必须面对传统贵族以及买官者的竞争,甚至一些专家官吏。但最后只剩,苏丹制以及支持苏丹制的宦官当政。有力的统治者想借组这些力量来摆脱士人阶层,但每一次干旱、日食以及战败等有威胁的事件,士人又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儒教徒,根本上是和平主义者,面对军事强权时,自然产生厌恶以及缺乏理解的态度,这也导致其臣服在已建立的政权,而不是想推翻它们。
儒教的生活取向
家产官僚制从来不曾受到一个教权制的制衡,由于没有任何的末世论以及救赎主义,宗教意识的原始性质尚未突破,也排除了先知的伦理要求。国家的宗教政策也保持着简单形式,国家祭典不是由教士主持,而是统治者来主持。儒教始终保持着此世的心灵倾向,士人为了他在此世的命运-长寿、子嗣、财富-而祭祀。由于绝对的不可知论以及根本上的否定氛围,士人反对任何对于彼世的追求。由于这些宗教气氛,以及科举取士的策略,儒教缺乏人类生来不平等的想法,而不同于卡尔文宗教关于上帝恩宠的观念。但却有贵族与平民二者存在卡里斯马的分别,但原则上教育才是决定性的。
相同的经济状况以及教育造成了人根本上的相同性格,富裕不是大家的最想追求的,道德才是,财富是达到道德的手段而已。另外,任何人的自由领域都不存在,这是由家产制本质以及历史轨迹决定的(官吏的上下级同时在监视着自己,无论是道德还是财富方面,这是由于竞争关系决定的)。这也凸显了家产制的理想在于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之所以这样,是中国福利国家(3)的家产制特色及其微弱的官方职权,并不在乎世俗法律之形式的发展,另外村落也拥有小官司的诉讼权进而抵触法律。而资本主义关心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它倾向使法律在一种可以预计的方式下运作,最好就像一具机器一般。中国的家产制政体,在国家统一之后,并没有面对强有力且不可制御的资本主义利益,也不必考虑一个自主的司法人员阶层。
在中国艺术中,全都缺少促成西方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野心的诱因,统治阶层的竞争只有受俸者和士人猎取功名的竞争,其他追求都被窒息了。此外,发展程度相当低的产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吸引力。与西方文明不同,没有其他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所具有的要素来支持官僚体系、或与之对抗。甚至在国家统一之后,再也没有百家争鸣这类现象,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家也没出现过,都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的教徒在争夺自身权力。
儒教本质上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这个世界的宇宙秩序被认为是固定而不可违反的,社会的秩序不过是这一秩序的一个具体例子罢了。如果不能遵守这一秩序,人的愚昧以及国家的领导无方,就必须为此负责。儒教徒不但生于此世,还属于此世,因为害怕违背此世的秩序以及打乱其均衡,其客观性与理性都极大地限制在传统主义;相反,清教徒入世却不属于此世,追求的是来世的幸福,所以可以理性地改造这个世界。
儒教虽然发展了一套宇宙创成的理论,但本身却极无形而上学的兴趣。历史科学则得益于古代经典的重要性;儒教徒从根本上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巫术面对德行时将无计可施,并完全排斥佛教徒与道教徒的冥思。如前所述,他们只是关注此世的事物。
礼-儒教的根本概念-体现了中国性德自制、内省与谨慎。儒教徒没有原罪,不需要被拯救,当他们不恭顺时,这才是他们的罪。整个家产制都是以恭顺为基础以及首要道德。忠诚基本上是家父长式的,而非封建的。不断灌输的是,对父母亲无条件的孝道,这被认为是无条件纪律奉行的试金石与保证。
儒教并非不追求财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治理良好,人民起码是富裕的。但是他们认为儒教徒更应该去追求道德,强调君子不器(4),不应该去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来获得财富,这与新教伦理实现自我的职业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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