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省的分离主义，尤以财政上的分离主义为首要，乃是根源于此一传统主义。这是因为任何行政上的中央化都严重地危害到州省官吏及其非官方党羽的俸禄。确实，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帝国中央行政化的理性化，以及统一的经济政策未能实现。
原则上我们要认识到东方的纯粹家产制国家组织和我们预期相反，并没有走上几乎是（所有家产制）普遍的命运。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结果反倒强化了他。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利得机会。一般而言，如此一来反而更加强了他们的“坐食者心态”，并且使他们对于如何维持各种原有经济条件——其俸禄利得的关键所在——的关注大于顶点。我们发现，在埃及，伊斯兰国家和中国，随着货币经济一次次进展而来的，是国家收入日渐俸禄化。
数千年（或更久）以来，家族，而不是田地单位，才是征税单位。
不管怎样，在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信仰是对于祖先——虽然并不止于自己的祖先，但特别是对自己祖先的——神灵力量的信仰。
这些支配性的观念所产生的社会功效是明显的：1、家父长权力获得大力的支持；2、加强了氏族的团结，在埃及，是死者崇拜而不是祖先崇拜，支配了一切，氏族的团结在官僚体制和国库政策的影响下被打破。在中国，氏族的影响力持续增长，直可与支配者权力相匹敌。
如果必要的话，氏族会领导族人与外界械斗，同样，如果必要的话，氏族会提供药物、医师与丧葬的料理，抚恤老人与寡妇，并且特别是设立义塾。
通行于氏族里的，是世袭克里斯马原则与民主原则二者的结合。所有通婚男子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未婚男子只能列席；女人完全被排除于氏族会议与继承权之外。
事实上，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此都市地区。因为在这儿，它不用面对这些地区以外所遭遇到的，强固的氏族血缘纽带的对抗，行政便能有效地运行于商人与工匠的行会。出了城墙之外，行政的权威有效性便大打地受限制。因为除了势力强大的氏族本身外，行政还遭遇到村落有组织的自治之对抗。
“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
西方各个国家当局，无论是在古代（世界帝国成立之前），还是在中世纪或近代，都必须为自由流动的资本而竞争。在中国，帝国统一之后，和罗马帝国的情形一样，为了谋求资本的政治性竞争便消失了。中国的统一帝国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这是指各式各样的掠夺资本主义，像是殖民地资本主义，与海盗行为挂钩的地中海的海外贸易资本主义。然而（中国）海外扩张的阻碍，部分是由于大内陆帝国的地理条件，部分则如我们已见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与经济特性而来。
在西方产业里找到其独特据点的、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仅仅因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碍于俸禄的体系；而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或候补官僚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是最阻碍的因素。
【士人阶层】
士人的地位也是由宫廷站占星者的尊贵角色演化而成。这些文书之士，能从仪式上了解此种重要的秩序（并且原先或许也是用占星的办法），并用来劝诫特定的政治当局。
诸侯竞争士人的这种机会，在敌国统一后即已不再。士与其门徒此后竞争既有的官职，而此一发展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与现状相配合的学说，这就是儒教。
武人在中国被蔑视，就像在应该武人在这二百年来所受到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与武官平起平坐的。
尽管是在祖先崇拜的信仰里，有多少个祖先并不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要素。情形恰好相反：一个人是否能有祖庙乃视其官位得高低而定（一般非士人阶层则只有一个祖宗牌位）。一个人可以崇拜多少个祖先是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神明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品位而定。
皇帝与应试者在考试制度里存在着利害关系，或者至少双方都如此认为，从皇帝的立场而言，考试制度扮演的角色，正如俄国专制君主来操纵其贵族的品位秩序——虽然就技术而言，手段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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