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考试并不测试任何特别的技能，中国的考试也并不考验是否具有克里斯马。
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心术。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与官职候补者的阶层。
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像所有僧侣集团所树立的教育一样，它是完全非军事，而纯粹为文献的；第二，所谓文献性的，依据字面的意思，其书写的性格，发展到了极端。
士人享有身份特权，最重要有三：1、免除徭役，即“卑下的劳动”，2、免除笞刑；3、享有俸禄（包括学俸）。
一个人可以，一般而言也应该，基于忠诚而去补偿主人所犯下的一切过错，这就是孝。
达到合于准则的圆满与完美，乃是每一个学习者最高的憧憬，也是考试所想证明的最高资格的终极判准。
士人的政敌——苏丹制与宦官：1、在早期，士的主要对手是那些封建时代的“世家”，他们不愿放弃对官职的独占。2、接下来是那些资本主义的买官者：这是身份上的平等化与财政货币经济所造成的自然结果。3、士人也必须要应付政府对专家官吏的理性主义的兴趣。4、然后士只剩下一个主要而且是永久的敌人：苏丹制与支持此制的宦官当政。
如果统治者能屈从于士人对仪式于典礼的要求，士人就会臣服于统治者；唯有如此，以现代的话来说，士人方能安顿自己而有个“以事实为基础”。
【儒教的生活取向】
孔子：世界的秩序是靠着信仰才能维持住的。
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这种倾向此世的心态较诸其他一般性的例子，都要为强烈并具原则性。除了崇拜伟神巨灵的国家祭典之外，长寿的祈求在最受的祭祀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祀，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世”的命运的缘故。这与古埃及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之在乎死者完全是基于对人在彼世之命运的关注。
无论如何，儒教总是弥漫着一股绝对的不可知论以及根本上的否定气氛，反对任何人对于彼世的希冀。即使是在此一观点尚未普及之处，或者由于受道教或佛教的影响而应有所改变的地方，人们对于彼世命运之关注，还是完全摆在可能对此时此地的人生有所影响的神灵关注之下。
西方近代的法律的理性化，是由两股力量并肩运作而造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关心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它倾向使法律在一种可以预计的方式下运作，最好就像一具机器一样。另一方面，集权国家的公务系统之理性化，导致法典系统与同构型法律必须交由一个力图争取公平，地方均等之升迁机会的、受过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只要这两股力量缺乏其一，便无法产生近代法律体系。
儒教，就像佛教一般，只不过是一种伦理——道，相当于印度的“法”——罢了。不过，与佛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儒教完全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并且，儒教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基本上，它代表的只不过是给世上受过教育的人一部由政治准则与社会利益准则所构成的巨大法典。
儒教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时，是无计可施的。凡是以法典的生活方式过活的人，就不必畏惧鬼神；只有据高位而不德者，才会使鬼神有施力之处。
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性的自制、内省与谨慎的特色。尤其是，我们会发觉到，所有热情的形式，包括欣喜在内，都受到压抑，因为热情会扰乱了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则是一切善的根源。
儒教徒无意于弃绝生命的救赎，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他只想通过自制而谨慎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运。
对封建主的恭顺（孝），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官职层级结构中（下级对上级）的恭顺，以及一般人多任官者的恭顺并列的，因为孝这个共同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这些人的。
孝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纪律之奉行的试金石与保证，是官僚体制最重要的身份义务。一个官员会认为孝顺是其他德行的源头。
孔夫子认为利得乃是社会不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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