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以基督新教为代表的伦理的宗教，打断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伦理性的生活样式共同体而对立于血缘共同体。人人有罪，需要证明自己掌握神宠。个人只有安心成为神的工具才有得救的确信。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第一要务。
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行动理性，我们可以看到儒教与新教之间的巨大差异。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外在的，而清教的理性是内心制约的。儒教的理性强度并不如清教强烈。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韦伯意外地将“礼”而非“仁”作为儒教的精神内核。韦伯认为儒教空有外在的礼制而没有内在的一套价值。他认为“礼智”比“仁义”更重要。而熟读《论语》《孟子》的人，尤其应该知道，在孔子那里，仁是核心价值，要比礼更重要。例如“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就体现了这一观点。甚至礼也不过是修炼仁的手段。韦伯认为礼重于仁大概是因为，在儒家经典中，对于“礼”是有明确规约的，而对于“仁”确实有众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有时候是矛盾的。因为，“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的道德，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在《论语》颜渊篇中，分别有三个弟子问仁，而孔子给出的则是三个不同的答复。这里就体现出了儒教在关键的内在道德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准则，而给出的统一标准和准则针对的则是为人处世的外在礼仪。因此，儒教的生活样式虽然理性，但也只是外部的理性，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在这里的认识是，儒教是有核心的道德规约的，但是这样的道德规约是较高的追求，想要做到“仁”达到君子的境界实在是很难，这样的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遵守“礼”。因此儒教的内心道德规约并非不存在，只是对于大部分儒教的践行者是不存在的。
由于儒教的规约外在于行动者，而规约又根基于儒教的伦理价值，因此儒教徒的心态尽管是价值合理性的但是对行动者不具有足够的约束力。相反，新教的价值理性根植于心，是内在的且因为得救预定论而无时时刻不对践行者构成约束，因此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开花结果。尽管这样的价值理性在后期变成了工具理性，但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然形成，人人卷入其中无法脱离。
理性的进路有效地解释了深受政治与经济影响的中国人的心态是如何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也正是本书的结论所在。
结语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虑，既然理性在这里如此包罗万象，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理性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宗教与新教之间的差异？既然两者都是包含有理性，不过是理性的不同方面，那么为什么坚持用理性这个概念做分析？我的猜测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时，韦伯采取用理性替代传统主义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而为了对比则将这一方法延续运用在中国的宗教分析中。以上仅为猜测，有待考证。
（作业一篇，感觉尽管废了那么大劲儿，写出来的还是那么的不堪回首）
《中国的宗教》读后感(四)：《中国的宗教》读书报告
韦伯于1915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作为其“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作品的一部，与其研究印度教和道教及古犹太教的经济伦理著作一起，作为其十年前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观点的反向说明，论证了只有在西方新教伦理思想的刺激下才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近百年来不断为人们所关注，对这个远离中国、不通汉语的汉学家对中国所做出的认识和论断，无论是是批评者还是赞同者都无法忽略。
一、韦伯的问题由于韦伯自身的问题意识是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独特之处，并试图回答为什么只是在西方产生了一些 文化现象 。所以这部《中国的宗教》在广泛的探讨了中国社会运转基础机制后，发现既有其有许多有利于也有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认为“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仅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阻于俸禄的体系；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士人所特别抱持的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 ，并最终归结为“中国的宗教意识都没能为个人以宗教为引导的生活，创造出像清教的生活方法论所呈现的那样足够强烈的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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