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三个层次的互动中，韦伯强调了支配的合法性来源——传统主义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官僚阶层（精英）与下层民众（大众）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在官方儒教体系下的互动。
全书内容梳理
下面我将从这三个层面将韦伯的论述进行重新梳理（与原书顺序有别）。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是家父长制的国家。“当君侯以一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式的支配，扩展器政治权力于其家产制之外的地域与人民，然而其权力的行使依循家权力的行使方式时，我们即称为家产制国家” 。
“中央权力无所不包而又无力控制士绅阶层同时并存” 。“中国的行政既非集约式的，也谈不上中央集权。中央当局的指令，更接近一种非权威性的劝告” ，在韦伯眼中，皇帝更具有最高祭司长的特性。中央成功遏制了地方形成反对中央的权力但是并未真正地管理基层。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非官方认可的宗教的打压，这使得制度型的理性的宗教无由得到充分发展 。最后一个方面则是对于地方的行会的控制，家产制造法的原则使其无法得到真正的法律支持。与这样的管控同时存在的是对于基层民众管控的失败，并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理性化行政。以税制为例，由于官吏薪俸不足，官吏必须自筹经费完成行政的需要，官吏的私人收入与官邸的行政收入实为一体。而在中央政府长期的税制改革中，最终确定下来的是固定税负。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发包制，中央只在意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给了地方官吏以极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这
种自由发挥必然是与理性行政背道而驰的。
家产制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的阻碍在法律层面特别明显。家产制下，帝王具有绝对自由裁量权与恩宠，产业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政治因素的感受度特别敏锐，其发展也因此横遭阻遏。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理性的、可计算的行政与法律机能并不存在。家产制下，尽管已经制定了系统的法令，但是家产制的官僚是反程序主义的。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寻求的是实质的公道而非形式法律。产业经营的资本主义对于此种不稳定的政策及其**，现代发展的理性的产业资本主义无立足之地。
从实际的国家组织形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皇权与官僚体制的联合。官僚体制体现着封建时代的特点。贵族以氏族来划分，卡里斯马附于氏族，身份荣誉来自氏族而非封建采邑。王只是和平主义的教主，整个国家的统一性来自于文化统一性，而“士”是文化统一性的重要体现。在官僚制秩序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士人的地位尽管有所开放，但依然是一个教养贵族的团体，以古典教养作为其成为统治身份团体之一员的决定性前提。但是，这毕竟不是常态。尽管“士”的地位并非完全开放给所有人，但是这样的身份地位依然是习得的、是自我修养的而非先赋的。经过考试以及自我修养，士人达到了可以完美反映出世界和谐秩序的程度，实现了合于准则的圆满与完美。这是儒教伦理的一个特点，即肯定人基本上的平等。原则上教育而非出身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尽管人生来有天赋之分，儒教所设定的伦理目标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实现的。这与封建制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于这种观念上的平等以及氏族所提供的福利，使得底层民众并不具有极其悲惨的命运，因而也就不需要用“救赎”的观念、来世的观念来让民众接受自己的命运。对于命运悲惨的底层群众，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承担了特殊的使命，他们的价值即是完成神给他们提出的任务经受考验和磨练，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禁欲的精神。他们将希望放在了被救赎的彼岸世界里，在此世中感受到永恒的恩宠状态。“救星的神话里蕴含着一种理性世界观的萌芽…这种理性的世界观往往会赋予苦难本身以一种它本来全然不知的‘正面’意义”。
在宗教领域，总是存在着精英与大众的区分。受教育的毕竟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是少数人。在大众眼中，达到如此境界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君子具有了某种巫术性的卡里斯马，证明了自己拥有神明的护佑。这样，“士人”在老百姓之中就成为了被膜拜的对象。状元的牌坊被认为具有巫术的能力，而有为的地方官或者其他符合儒教伦理的突出人物也会被奉为神明。
从民间的层面来看，中国的社会自治的小单位是氏族而非城市的市民阶层。相比西方具有政治特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并不是一个“自有其政治特权的‘共同体’”。城市的居民与其存在于农村的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就是市民阶级。“行为上的实践理性主义倾向是他们的共性，这是由它们那种在经济上大大摆脱了自然束缚的生活方式所致。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基于技术的和经济的计算、以及对自然和人的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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