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庸与性恶论的矛盾与统一
说到荀子对于直士的价值判断的形成和他的中庸论，绕不开其在人性论上的基础理论——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一向被儒家的后续继承者所诟病甚至否认，其与孟子的性善论从表面上就像两匹背道而驰的马，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而且在人性判断上将其直接定为恶，这本身与中庸之道也是矛盾与背离的。荀子在《性恶》篇首句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接着向下，“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据礼义而得出“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善是后天人为的。而正因为人性恶，所以“从人之性”，就会导致社会动乱。于是礼要“悖于情性”方可为治。这里有一个让人很困惑的问题，荀子在其他篇章中构建起来的礼与欲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持养，要养人欲，顺人性，都是顺着的方向在走，但在这里却突然转变，礼要逆向悖乎人性，性与伪势同水火，不能相容，择一就必弃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与荀子整本书其他篇目所表现出的那种中和是完全不同的。这不禁让人怀疑此篇究竟是不是荀子所做，由于时代久远，先秦典籍中夹杂伪作这是很常见的事。但是单纯从部分思想与整体思想不符就断定为假也不太充分，还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荀子在不同时期所做，可能是早期，才会有所差别，但是至今也没有明确定论《性恶》篇所做时间。所以还是放在就是荀子所做的角度下来理解。
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此篇所做的情境，《性恶》篇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的辩驳，而不是荀子突然就想做一个人性专题讨论而作。所以这样一种性质就会影响到整篇文章的行文都是在孟子的性善论之上再做一一辩驳，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荀子用词时词的定义与范畴。篇中有两段针对孟子言论的反驳：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之人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第一次反驳其性善论，荀子所言之性，就是本性，生来就有，但是带着恶的本质，这与孟子的善相对，而第二次反驳人丧失其善性时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性生下来就离开了它的素质，离开了它的材料，当然必定会丧失。反推之下，性本身在出之前就是不恶不善，没有确定性质的了。在孟子语境提前代入的情况下，荀子此处的用词的词义就出现了模糊，而他说这句话时的情境又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所以这样的前后矛盾应该是与这种论说的结构安排有关系的。
其次，《性恶》全文重点并不在于对人性恶的批判，而在于强调“化性起伪”的重要性。之前有学者的研究就曾指出，性恶只是荀子论说的出发点，是针对孟子性善论有感而发，善伪才是荀子论述的归结点，作为荀子正面的主张发前人未有的独特创见。笔者是比较认同这种说法的，通篇所言之性，皆是因欲的无节制放纵而恶，所以其所言的悖情性依旧是要满足一定程度合理的欲的基础上达到适当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的标准还是在于是否合乎礼，节制的方法也在于礼。荀子所言性与欲即使不是善，也应该是一种非善非恶，他所说的性与伪也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圣人化性而起伪”“性伪合”都表明荀子事实上对于性的价值判断是持中立的态度，所以他与孟子就孔子的“性相近”的继承来说，明显比孟子更贴近孔子的言论，他所选择的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极端中的另一个，而是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一方面有助于他做到最大可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这与他在《解蔽》篇中反复对“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的批评，追求全面地反映问题思想也是相符合的。另一方面这样他整体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就可以统一了，而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的荀学构成一个完整而基本统一体系，是更有利于其在当时传道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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