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时代的儒，道，墨能够并存，其出发点都一样，使民得利，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叫百花齐放。孔孟当然是最讨人嫌的，因为它们既要约束君主，又不讨好群众，中庸之道内外不是人。君主不仁他们要么走人不搞了，要么不见、不讲，看不下克，还有点犟脾气，搞烦了还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很恐怖。知识一定要用于实践，这就是儒的进取心。到荀子时，虽然倡导的仍然是礼乐，但核心思想变成君主得利，中庸之道变成了故步自封，君主不仁君子得忍，虽然荀子也写“从道不从君”，但是后半段话锋一转，“事暴君，崇其美，扬其善”，以免妨害自己。这从荀子将暴君（昏君）比喻成烈马、婴儿、饥民可见一斑，烈马难驯，饥民贪婪，要象对婴儿一样循循善诱，不可以大罚杀戮，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乐阶级观已经将君主排除在法治（天命）的范畴之外。
荀子的《天论》里已经预见性的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鬼神的阴阳二气也不过是迷信，所以君主恐怕天性都是喜欢酒池肉林，奇珍异宝，嗜杀如命的暴君。荀子说与桀纣同行，不妨碍我成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实现王道，功成名就的关键是“心诚”则灵。传统孔孟的“诚心”指的是“天道”，是真实无妄，不自欺才可不欺人，不自欺才能正心。荀子的诚心已经抛弃了天道成为狭义的人间，是君主的驭人之道也是君子的知人之道，所以中庸不再是中庸了，而是中正，行的正但要忠诚。近现代学者称之为荀子糊弄统治者而不得已为之。在学者的眼里统治者或许可以和智障痴呆划等号，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妨回到荀子、韩非的源头，先秦时期法家的受益者商鞅。商鞅变法大家记住的是他的成果，让秦国短时期变强大，但是商鞅说服秦孝公的故事不得不知。商鞅三次说秦孝公，第一次讲五帝的仁义，秦孝公睡着了，认为他是个假货，只晓得夸夸其谈；第二次讲三王的德治，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讲统一霸业，讲春秋五霸，秦孝公终于感叹恐怕自己在位时看不到功绩，得不到眼前利益，于是商鞅承诺用法术让秦孝公得到眼前利益，而其代价就是牺牲天道，牺牲仁义大道。天道和仁义大道是可以牺牲的，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啊！从孔子到荀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荀子抛弃了天道，只谈狭义的人间道，因为天道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无法言说的道，在荀子的理解中是不存在的。天是可以掌握的，天是可以利用的，人（君主）也可以成神，天地人（君主）并驾齐驱，而侍奉暴君不可遵循孔子的良禽择木而息，而是要崇其美，扬其善，循循善诱。这是荀子理论中最矛盾最可悲的一句话，这句话李斯听出了权术，而韩非是个结巴老实人，于是写了《说难》《五蠹》，将君主比喻成脖子上长有逆鳞的龙，反复提醒君主有人要害你，唯有法术能帮你肃清，铲除奸臣，清除异端邪说。私生子嬴政看了当然龙颜大悦。
我觉得《荀子》是需要好好读一读的，他的人性本恶，知识改变命运，实践出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单独看是真理，但是它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不约束君主，是君主统治工具这一基础上的“。进而推出“君主可以不朴素，不恭敬，只要万众一心”。其理论是介于儒术、权术和法术之间，应该是封建僭主制度的理论开创者。
《荀子》读后感(四)：物其有矣，唯其时矣
物其有矣，唯其时矣
——从荀子对于“直”的态度看其中庸的价值观
荀子作为儒家学派在战国中后期的集大成者，他思考与讨论过的问题相对驳杂，其学说吸收众多学派的思想，与孔孟等之前儒家有众多不同。古之学者对其是否属于儒家有过诸多探讨，甚至一度几将其归为法家，今之学者有认为其属于以儒入法的，也有认为其是黄老之祖的，还有提出将其作为杂家之祖的几种论断。在战国中后期，各家学说进入总结反思的阶段，各家学说相互取长补短，以完备自家学说。荀子也在试图做着这样的事，他在总结吸收各家精华的同时，也对各家学说提出了批判，根据时代的需要将儒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其论说虽杂，但是观之实皆是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申发，其根本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即便其所一直为后来儒生所诟病的性恶说，细究之下其实也并未走出儒家的核心，甚至相较于于孟子，荀子实际上更接近于孔子的思想。荀学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成果颇丰。但更多皆是从较大的层面总论其思想，很少从比较小的方面着手专论其思想的某一个特点的。笔者想从荀子对于“直”这个儒家长期颇为赞许和提倡的主题的讨论与态度出发，一窥荀子思想中中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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