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一二四页至一二五页‘二竖故事的试译’文中，先生将‘余得请于帝焉矣’句中的‘帝’，译作the late king，后学觉得似宜改用lord一字来译较好，原因有二：
(a)春秋时代最高统治者是‘王’，而不是‘帝’。至于秦、齐互称东、西帝，是战国末年的事，即快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这里说的‘帝’，可能是指‘天神’，‘上帝’而言。
(b)先生已经指出英文是一种含糊的语文，因此我觉得利用它的含糊特性来翻译，似乎更要圆通些。英文的lord，既可作‘上帝’解，也可作‘大人’解，所以在此为‘天神’固可，为‘先王’亦无不可。”
曹先生提出的这种高见，给了我在翻译时选辞拣字上很好的示范作用，不过我当时执笔翻译那句古文时，也曾为得在emperor，king，ruler，duke，lord诸字间加以抉择而有所迟疑，最后采用了king，是根据下面两条规律来决定的：
(1)卒葬曰帝。（见《大戴礼·诰志》）
(2)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见《礼·曲礼下》）
意即一位国君，在生为公为王，死后便可称之为帝。如果在生是称帝的，死后则称先帝，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说的“先帝创业未半”之类。
翻译是要字斟句酌的，曹先生虽未尝从事翻译，却有这种翻译的精神，值得佩服。因为他提出异议，我才有机会说出我翻译那一个字时的苦心，为那些不假思索随意照字面翻译的人树立一种楷模，以期减少翻译上的错误。
在同一文中王叔岷先生也曾告我，“公疾病，求医于秦”句中的“疾病”作“疾甚”解，幸亏我译为suddenly fell ill（一听就病倒了），意思相差不远，虽没有用serious一类的字眼，但后面说景公已病得神智不清，其病情的沉重可想而知了。
此外，新加坡文学界的元老连士升先生，也在报端写了一篇《海滨寄简》，专谈读了《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后的感想，可视为一种书评，现节录一部分如下：
谈到翻译，你可以说是斫轮老手，本质上，你是个作家，在散文作家里你有一定的地位。你精通英文和日文，在分析和了解上，绝对不成问题。此外，你有几十年翻译的经验，乐此不疲，越运用越纯熟。加以多年来，你在各大学里，所担任的多是翻译的课程，熟能生巧，心得自然比较一般畅晓两三种语文的人多得多。因此，当我没有拜读大著以前已经有了信心，读完之后，更觉得名不虚传。
说来实在不容易，任何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累积的功夫，而关键又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
只因你对于翻译很有兴趣，所以你才能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来研究和传授翻译。翻译家不但是本国文字的作家，而且是外文的爱好者。在没有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于原文有深刻的了解，要达到这目的，各种字典、辞典，以及有关问题的参考书，必须齐全。你很幸运，几十年来都在大报馆、大书局、大学校工作，公共图书馆的设备，大可补充个人藏有不足的地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一个作家或翻译家多么努力，假如没有得力的工具，他的工作效率将大为减低，甚至根本没法子进行。
一个人最怕自视太高，唯我独尊，对于别人的成就，根本不放在眼内。你是充分了解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的人，因此，你时常研读各著名翻译家的作品，看看人家的优点在哪儿，缺点又在哪儿，然后取其精华，删其芜杂，以便树立自己的翻译方法。的确，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一种原文，百人译出，尽不相同。有的对原文的了解不够深刻，有的对于有关学问完全外行，有的要做急做章，不免流于疏忽，有的中文太差，译出来的东西，比天书还难读，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常可以见到，在这儿，研究翻译，尽量采用别人的长处，如发觉别人翻译有错误，就应以“哀矜勿喜”的态度，提高警惕，免得重蹈覆辙。
其实，谈理论并不难，最难的是取譬引喻。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不够，他们不是食古不化，便是食洋不化，没法子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作得力处，在于实例很多，使人一看就能明白。这种*浅出的功夫，证明你的确是个行家。
在第九章“首先要了解原文”里，你特地选出五十字，注明同一字而英美的意义不同。举一反三，聪明的读者不难了解同一文字，而含义却是那么歧异。这会提醒他们以后阅读书报，尤其是把笔为文，须加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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