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西风”、“东风”这种东西，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在不伤害原文意境的情况下，如实地表现出这种东西方文化、地理上的差异，应该说是译员所作的一件好事。
再比如“信、达、雅”。大家对于严复先生提出的这个翻译标准自然都不陌生。但是在翻译的具体尺度把握上，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钱先生在书中提出，“信”分为狭义的信和广义的信两个方面。狭义的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正确。翻译意思不能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一味的追求准确，中文变得太过诘屈聱牙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因为毕竟译文是中国人来读，还是要兼顾中文习惯为好。这也就是钱先生所指出的广义的信。这实际上就是将严复所说的“信”和“达”结合起来的意思。
道理虽然简单，绝大部分译者想来也都会认同，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实在是千差万别。同一位作家作品，不同译者之间冷嘲热讽，甚至大打笔仗势在屡见不鲜。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对于非虚构作品，首先是准确，意思绝不能错，在这个基础之上，尽量保持文字的流畅性，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相对不那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非虚构作品旨在传递信息，作者也不像一些文学家一样过分讲求语言风格。如果是普通的商业文案翻译，原文逻辑不通、谬误之处比比皆是，这时候译员的职责其实相当于翻译+润色，一味强调译员保持原文的风格、忠于原文实在是尾生抱柱，愚不可及。像很多台湾译者翻译国外人类学、社会学类的学术作品，风格活泼到让人难以适应，在文中随手添加诗词，原文风格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甚至有卖弄之嫌，但是文不害意，准确传达了原作的意思，这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忠实展现出作者的风格就是除了“信”之外的最高要求。这也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同的译者和读者的英文、中文的程度都有不同，翻译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很多资深的译者和读者对于过分本土化的“归化翻译”深恶痛绝，但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们又对此趋之若鹜，这其中的差别往往不在于读者和译者的英文水平，而是其各自的中文鉴赏能力。
譬如最近网络流传甚广的乔布斯情书。乔布斯的情书是《乔布斯传记》中引述的乔布斯亲笔写给妻子的情书。乔布斯的情书英文本身相对简单，其中的浓情蜜意，也只是夫妻二人心领神会。要是硬说乔布斯文章如何之妙，辞章如何之华丽，恐怕言过其实。这对翻译就是一个挑战。乔布斯的传记本身的翻译，按照前面所说非虚构作品翻译的原则，为了确保文章的通达流畅，是完全可以加以必要的修饰、转承。但是对于传记引述的情书原文，保持必要的克制则完全是译员的伦理所在。可是这样一来，广大读者自然觉得译文寡淡无味，叫骂连连。不过好在译者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没见过谁为了取悦读者、方便中文阅读，把《尤利西斯》那没有标点的一章翻译成中文还加上标点的吧？
风格上忠于原著，完全是对于文学类翻译永远无法达到，而又不得不遵循的基本标准。
作者提到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没有“羊”这个字，就把“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翻译成“上帝的海豹”（seal of God）。钱先生感慨，“张冠李戴，莫此为甚”。钱先生并没有具体介绍为什么“上帝的海豹”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翻译。从表面上，用“海豹”代替“羔羊”简直是神来之笔。一下子让爱斯基摩人从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事物。似乎功德无量。更何况被无数翻译爱好者奉为经典的《西敏大寺》，夏济安先生气象万千的笔调之下，就有“香火道人”这种西方人不知所谓的名词。那么“上帝的海豹”到底有何不可呢？
我们知道，羊就是在西亚被人类驯化，而基督教也源于西亚地区，因此教义里面出现与牧羊相关的词汇丝毫不奇怪，就像我们今天谈话聊天离不开电脑、互联网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动物和人类的感情都像牧羊人和羊一样。要知道自然界的绝大部分动物都是无法被人类驯养的，而羊恰恰是一种能够被驯养的动物。所谓驯养的意思是，你可以吃它的肉，用它的皮毛，但是你也得在照料它们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这绝不是我们把某种动物关到动物园里，一日三餐给它喂点东西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对被驯养的动物的生命做出规划。这就是我们说的“牧”，《伊利亚特》里面动不动说国王是人民的牧者，而我们以前的官职名称“州牧”，这个“牧”就潜在地包含“治理”的意思。这可不是猎人们出门打只老虎、豹子剥皮吃肉，也不是渔夫们撒网捕鱼满载而归，这样简简单单向自然索取的行为。所以宗教里面说“上帝的羔羊”，绝不仅仅是表现上帝的威权，也是在体现上帝的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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