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文例如：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英文的回文很少，代表作是拿破仑的：Able is I ere I saw Elba.（我在看到厄尔巴以前曾是强有力的）
典故不能翻译，俗语也不能翻译。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乃至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譬如“红杏出墙”，英文中就没有同类型的表现手法；英文中也有与文化遗产有关的中国语文无法表达的说法。
在动手翻译中文为英文之前，必须了解一些语言文法上的知识，白话文主要是一些方言俗语和新字译名，而文言文则要了解很多知识才行，音可能转换、语义可能变迁、语法也有改易、字体也可能发生差异。
然后，一个意思，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翻译时要看说话的对象，用合适的词语才可以。
英译中的五种方法：
一：省译法，“用五个字就可表达的思想，用十个字来表达，即是浪费。”
二：增译法，有些英文语句如果照字面翻译，意念是不完全的，必得加上一些字眼来补充说明。
三：倒译法，中文的副词常放在句首，英文的副词则多置于句尾。
四：改译法，英文喜欢用passive voice，则中文宜改成active voice
五：简译法，英文较法、德、俄文为简洁，而中文更较英文为简洁。中国文字无字形变化之累，无定形文法之弊，其简洁自不待言。
英文长句翻译时，可选择在关系代名词、关系副词、副词、动词或者名词处切断。
《翻译的基本知识》读后感(四)：汉语的简洁和铺张
钱老师这本书常说汉语是简洁的，然而由于近来帮人做汉译英，反而觉得此说有可商榷之处。我的主张是：从语言上说，汉语确实在大体上比英语简洁，然而从言语上分析，回答却是相反的。
汉语汉语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每一次战乱造成的人口大迁徙都会带来语音的大迁徙，操着当时所谓“雅音”的京畿人士为躲避战乱向着南方大逃亡，于是“雅音”和当地少数民族或汉人的语音混血形成一种方言，而原来的京畿则被北来民族占据，又是一番语音混血，形成新的“雅言”，原来的“雅音”不再是雅音，而成了镶嵌在现代语言地层中的古音活化石。汉语就这样送走了周秦上古音、唐宋中古音，最终走向了现代的普通话。正是这数千年的语音迁徙和演变，造成了今天复杂的方言地图。所以，如果仅从语音来说，中国人的发音方式是极多的，音域也是极广的，所以北方人因为有卷舌音所以说英语比南方人好，而南方方言多保留了促音所以学日语和意大利语又较北方人占优势，等等。关于上古音，相当多的学人认为那时的先民是发双辅音的，网上也有热心人按着这套方案重新给《封神演义》配了音，听来怪怪的，不符合对汉语的一般印象。然而，或许在某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方言区里，从牙齿还没长全的小孩儿到牙齿渐渐松动的老大娘，从田间地头的随意寒暄到政府开会的煌煌大言，也许双辅音在阳光下噼里啪啦地爆响着，没有一时片刻停歇安静过。那该是多美的一个场景。
说到表意，汉语几乎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完整含义（例外也有，如“逶迤”之类不可拆分），而每个字都只发一个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也使用过发两个音的单字，例如“吋”，读作“英寸”，搞得像日语里的训读。然而，中国人似乎终归是不习惯一个字发两个音，所以，今天还是普遍地将“吋”写成“英寸”，宁愿多写一个字。汉语的语法又简单得几乎不成体统，一个“了”字忽而是直陈过去时（“昨天他嗝屁了”），忽而又是虚拟将来时（“我希望明天看到他嗝屁了”），以至于小日本在明治全盘西化时竟然也敢嘲笑“中国话有什么语法”，急得中国的语法学家硬要照着欧洲语言的语法框架套出一个汉语语法。又据说今天在中国传教的人中加拿大的摩门教徒最多，而他们多半在加拿大学汉语半年就能掌握一般会话能力，只是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学起来太难了。这便又涉及到汉语的外观——汉字。
所以，但从表意上来说，单字的完整含义和单音拼读相结合，构成了汉语语言意义上表意的简洁性，但是正因了语言意义上的简洁，造成了言语意义上的铺张乃至于浪费。举个例子，胡适要在学生里搞白话文运动，于是出题给学生做，说让学生打电报辞职，电报越短越好。学生们绞尽脑汁写，据说最短的写到了八个字，但因为不脱于文言文的窠臼，不能再短了。最后，胡适给出了四个字的答案：我不干了。胡适的“我不干了”，可以说一下子回到了汉语的赤子状态，因为要是让上古先民来单纯地表达辞职的意思，三个字就够了：吾去矣。当然要是不打电报，当面说，白话文三个字也够了：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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