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同意泰勒所说的“过去两个世纪在阐述本真性理想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已经确认了人类生活的重要潜能之一”，但是我们并不会被“我们的道德立场不是建基于理性或事物的本性”这样的主观主义思想所困扰。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立场，就像我们其他立场一样，都是建基于对话之中：它们不是萨特式的“抉择”，不是一个果决意志的行动，而是讨论的产物。如果“理性”只是意味着“众多的对话”，那么理性当然没法做到判定道德争端。又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永远没法搞清楚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对泰勒来说是否足够好了？——如果不够好，又是为什么。他对于他所谓“解构主义的时髦学说”所作的严厉却不够集中的批评对于回答上述问题并没什么助益。泰勒说“德里达、福柯及其追随者”试图“贬低重要性视野的合法性”。他还说“人类中心主义通过摧毁一切重要性视野（horizons of significance），以意义的丧失和我们处境的琐碎化的方式威胁着我们。”显然，德里达和福柯所代表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我认为至少德里达（福柯曾说他“不相信幸福”，他是个更为复杂的例子）会反对他或者任何其他哲学家能够“摧毁一切重要性视野”，即便他们要做此尝试。你没法想象没有重要性视野，因为有这样一个视野才能看到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无关的，看到一些计划是有意义的，另一些则是无意义的。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位诗人、一个爱人、一个政治革命家，或是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改变你关于相关性和意义的意识，从而使你从一个重要性视野转到另外一个。要让你没有任何视野，只能是切除你的脑叶，或是奴役你。
德里达以及大多数后尼采式的哲学家（泰勒警示我们要反对他们）想推动我们进入某一种重要性视野，在这个视野中，我们不再认为“我们的道德立场是否建基于理性或事物的本性？”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尽管我们仍然认为与持不同道德立场的人进行讨论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不再认真对待德里达所说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计划。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变动。而泰勒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变动。但是，为了说清危险所在，他在很大程度上丢下了摧毁重要性视野这个指控。作为替代，他说到了“一个意义视野变得更微弱的平庸化的世界”。他说：“我们面临一场绵延不绝的战斗，面对本真性更平庸和更肤浅的模式的抵抗，我们要去实现本真性的更高和更充分的模式。”
关于这种更平庸更肤浅的形式泰勒给出的最清晰的例子是他所谓“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对资源使用的限制“对人类的福祉证明是必要的”。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要保护森林和海洋，这种纯粹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诉求是泰勒所反对，他坚持认为我们“需要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一秩序对我们提出要求。”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强有力，更内在的联系之感”：这种联系正是“大量现代诗一直在试图阐明的”，他还说“或许，今天有了这种阐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一个名为“更微妙的语言”的动人章节里，泰勒引用了“丁登寺”，以及“杜伊诺哀歌”的开篇（“如果我哭泣，天使班中有谁会聆听？”），以此来帮助我们看清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罔顾德里达称为“形而上学”的一切将会失去的事物。这一章节并不能说服我相信我们需要为主观主义忧虑并操心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它造成的效果也距此不远。这一章动摇了我以前的一些信念。我认为泰勒在有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想阐明一路追随德里达和福柯将会失去什么，那么华兹华斯会比穆勒或罗素更有用，里尔克会比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更有用。而且在还有一点上他当然也是正确的，“当华兹华斯和荷尔德林在《序曲》、《莱茵河》或《返乡》中描述我们周围的自然界的时候，他们不再像蒲柏在《温莎森林》中仍能做的那样，悠游于一个业已确立的参照物全体上。他们使我们意识到，自然中的某些东西迄今为止尚没有恰切的语词来表达。”同样正确的是，他说，通过这些诗人，“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已经被越过了。”可能我们这些哲学家，甚至包括泰勒自己，仍然在用前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在工作，这些观念则是那些诗人希望淘汰掉的。可能我们至今未能赶上那些诗人，未能窥见他们在其中书写的那个重要性的视野。可能甚至连德里达也未能做到，虽然他是他的时代里最有天赋，最具想象力的作者，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哲学家。可能甚至连他那极为曲折迂回的语言仍然不够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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