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那时罗先生已经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译作），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四月十七日晚鲍耀明兄妹宴请，罗孚、罗海星夫妇、陈胜长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访罗孚，欣赏罗孚藏画（张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请，同席柯灵夫妇、罗孚等。
日记中提到的吴其敏先生、罗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灵先生夫妇都已经不在了。吴先生也是香港前辈作家，正是罗先生的引见，我与他有此一面之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一诺千金，我终于见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即《药堂谈往》）手稿和一九六○年代的著译手稿多份。《知堂回想录》手稿厚达一尺余，他沉甸甸地亲自拎到茶楼，让我仔细翻阅。后来他把这部珍贵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周作人六○年代的其他著译手稿则全部复印赠我。其时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早已问世，我就把手稿中还没有发表过的十余篇提供给钟叔河先生编人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了。当时我写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记其事，我认为罗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用罗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_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
《北京十年》读后感(六)：抄了几条八卦
．．最近两周，精读了罗孚先生的《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印了多少册，版权页上没有写，但现在新书已经不好买了，可能只能去孔夫子网一类地方淘了。
1982年，香港《大公报》旗下《今晚报》总编辑罗孚被召回北京，随即被以“美国间谍罪”的罪名判刑十年。或是因为他香港媒体文化人的公开身份，或是因为他一直是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秘密党员，或是这个间谍案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证据确凿，罗孚在北京并没有被收监，而是在双榆树附近的居民区里居住，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限制。1993年，十年刑期已满，他回到香港，对自己遭遇的案子只字不提，直到2014年去世。
而在生前，他的《北京十年》等书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北京十年》里写了关于党内右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无数的历史秘闻，事关建国之前的战火纷飞，但主要是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书中不乏有对一些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高层人士的批评、嘲讽、蔑视。就是这样一本由“美国间谍”写的牢骚之书，竟然能在大陆出版，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罗孚的案子虽然目前官方并没有什么说法，但多半是冤案；第二，罗孚笔下的这些正面人物和反派，如胡风冤案、潘汉年冤案等的受害人和制造者，在今天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冤屈、残忍和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思想界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在今天，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早就不是罗孚这代左派书生了，而是另有更“可怕”、更具摧毁性的他者，此是另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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