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年经典读后感10篇(5)

但我却对《北京十年》里描写的八十年代的那批从浩劫中归来的幸存者一直很有兴趣。我喜欢那些没什么政治头脑的书呆子们。这大概是小时候看《光明日报》副刊、《文史资料选编》一类政协人大文史馆和民主党派们编的报刊杂志的影响，也是后来在大学里学现当代文学史时留下的兴趣。

罗孚被人熟知，一是他和金庸、梁羽生关系很好，据说金庸写武侠的动力，也有罗孚的一份鼓励。后来，他和金庸又因为政见不同，分别在《大公报》和《明报》互相笔战。多年之后，八十年代，左派的罗孚被软禁在京，他的对手金庸却因为大作家的身份成了大陆的座上宾；二是罗孚在京期间，为《读书》写稿子，推崇董桥，导致了后来董桥的流行。当然，董桥那种文笔，那种思想见识，我是厌恶的，此也是另话，不提。

但今天看罗孚，主要应该从他的立场去看，他是较为典型的“香港左派”，当年在著名的六七暴动时，据说和孩子一起去街头扔燃烧瓶。在大陆的红色恐怖十年，他在香港一直是喉舌，为这十年粉饰。直到林彪摔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才产生怀疑。话说，黄秋生也算是香港左派吧，至少黄秋生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就饰演一个港左的角色，这还是另话，不提。

因此，罗孚的立场决定了他不太可能对历史做一些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北京十年》里也没有什么批判，只是“讲故事”。他以如此忠诚的身份，却遭遇组织的不信任，内心郁结，可想而知，《北京十年》就是用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周作人、潘汉年、袁殊、胡风等等，在他眼里都是屈原一类——自以为无比忠诚，甚至不惜自污忍辱，以换取理想主义，但最终惨被君主抛弃——这当然说的就是他自己了。

所以，对《北京十年》，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不如，我摘抄一些内容。因为原文都很长，就不照抄了，概括主要内容即可。

1、范用在文革后办了《新华文摘》和《读书》，又想创办《生活》杂志，出版了试刊号，但胡乔木批示不宜办，这个杂志就夭折了。P47

2、聂绀弩的诗集被胡乔木看见后，很欣赏，就要去探望聂绀弩。聂刚从山西的监狱回到北京没多久，身体很差，听说胡乔木要来，非常紧张，以为又要爱批判，就极力设法阻挡他来，胡乔木却非常殷勤，非来不可，聂绀弩对人说，“这回恐怕大祸临头了”，没想到胡乔木来后一片赞扬。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给聂绀弩出版诗集，都排好版了，胡乔木知道后，毛遂自荐，一定要写一篇序。聂绀弩十分为难，就说版都排好了，胡乔木说不用担心，于是写了序，因为目录早就印好了，所以序就插在了最前面。聂绀弩最怕跟人提起这篇序，怕人家认为是自己找门路求的。

案：我以前读过聂绀弩的《聂绀弩诗全编》，非常喜欢，这本书很不好找，我是在以前单位的图书馆里找到的，有些书页都没裁开，看来是无人问津，却被我读到了。诗集前确实有胡乔木的序，我当时还想，这聂绀弩还挺有本事，混的不错啊，有人保驾护航。现在才知道这篇序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P47-48

3、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都敢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P49

4、楼适夷和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为了冯雪峰有过一次笔墨交锋，各不相让。P55

案：这位曾给范用写信，欢迎罗孚去见他的“老熟人”，作者没有提到名字，其实是夏衍。

5、李可染晚年，文化部派了四个人到他家中，查问他卖画的事情，问来问去，结果李可染吓得心脏病突发，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P75

6、在玉渊潭偶遇黄永玉，一行要去北京饭店吃中饭，黄说“难得遇到你，难得遇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事情。”这件高兴的事情是邓力群没有选上中委，也就失去了掌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P80

7、钱種书和杨绛彼此为对方的书题写书名，互相交换，从不为自己的书写书名。P96

8、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到了文革中，却又一次被提出来打周扬等“四条汉子”，而首先提出这件事来动手的，是阮铭。P111

案：这里的重点不是周扬，是阮铭。阮铭，十四五岁入党，曾在清华当团委书记，据说年轻时的志向是至少当个中委，后入中宣部。文革一开始，就和妻子阮若瑛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掀起了迫害的风浪，成了中宣部的造反派头头，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左派明星。但不得陈伯达赏识，1967年被下放到宁夏。文革结束后，以被迫害人自居，后被胡Y邦所用，任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参与了当时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包括一些改革开放的重要文件和“两少一宽”政策的制定等。但实话说，凡是在机关干过一点点文字工作的都知道，这些文件都是领导定调子，集体完成。后来，阮铭因发政治牢骚被举报，被开除党籍。88年赴美，97年赴台，02年入台籍，04年受聘台国策顾问，主张台独。此人有没有水平不提，但这种精明势利和毫无廉耻，恐怕是要写在历史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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