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以前，在香港这种特殊环境里，罗孚需要在高尚的动机之下，兼具高超的沟通技能，充分理解文化与政治微妙的平衡关系、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自身规律。有时候，超越政治既是达到目的基本方式，也是追求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历史真实所必须持有的一种客观态度。自然，对文学和新闻性写作的浓厚兴趣也使罗孚在特殊年代成为一个逐渐更为客观地观察和表现文学多样性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和记者，当年罗孚主持的香港《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也是因为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准确理解，谁也不会料到1954年一场在澳门进行的香港著名的拳师比武将带出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的诞生。
但是如果罗孚仅仅催生了新武侠小说的诞生不足以让后来者还能重新记起他，他所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身份锁定在一个历史见证人、探索者的位置上，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罗孚在他的作品中重新登场。
罗孚激励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冲动，使人很容易忽视他的另一层面，那就是他所关心的并非金庸、梁羽生这样个别的作家。事实上他对文学自身规律有清晰的判断。80年代，大陆盛行鲁迅却看不到周作人作品，罗孚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其文》中写道：“周作人一生‘作’的这个‘人’是复杂的。早年，和鲁迅同时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后来，一个在杂文，一个在散文上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后来，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民族罪人。晚年的周作人，又在写作和翻译上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贡献。”
罗孚认为对“周作人不以人废言，他的作品是站得住的，有些而且还是站得很高的。”“不以人废史，他历史上早年那光辉的一页更不应抹煞，要不然，中国现在文学史就不够完整了。”秉承这一信念，罗孚在香港努力协助曹聚仁介绍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这才使改革开放以后《知堂回忆录》成为大陆的畅销书。
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肩负着某种革命使命，同时又要在革命和艺术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并非易事。有时候革命既成为一种新文学的催化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致幻剂，有些时候还是文学的紧箍咒。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下，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对真正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贡献是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罗孚几乎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几十年的写作中积累了大量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以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一个个作家留下来他们生动的影像。其中夹杂着许多重要的史料。如介绍曹聚仁不仅写出了他的历史，还详细写出了曹聚仁是如何催生了那部著名的《知堂回忆录》的全过程。
罗孚写人就像对着人在画像，从不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他写的人很多，而且反复写，像叶灵风、曹聚仁、金庸、周作人、聂绀弩、秦似、董桥、林燕妮、萧乾等，如果把这些文章连续起来阅读，就出现了一个作家几乎完整的历史，他的过去现在、他的写作内容、他所经历的人与事，
如果不是罗孚奇特的经历——比如在北京被迫闲居十年，罗孚其主要贡献或许还主要在于记录、发表与香港有密切往来的中国作家，但他在九十年代那段突如其来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更多地*内地优秀作家的圈子与之频繁交往，留下更多关于这些作家的深刻印记，又转化为许多文章和故事。同时他也为逐渐开放的中国出版界引入了大量文学创作的新鲜血液，如三联书店出版港台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金庸、曹聚仁、叶灵风、董桥等人的作品、湖南出版周作人文集都直接与罗孚的引荐有关。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观点、立场和判断的新闻记者，罗孚不仅仅需要对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政治历史动荡有积极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发挥了一个新闻记者敏锐以外更为重要的、深邃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洞察力，这使得他在不断发掘出许多更优秀的作家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正如陈子善先生所称：罗孚自己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散文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散文不但产量多，而且手法多样。他关注时代风云，关注香港的社会现实，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于舒缓平实的文字中显现真知灼见。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在内地出版了《香港，香港 ……》、《南斗文星高》等书，用细腻生动的笔触评介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内地和香港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深受内地读者欢迎。《凤兮凤兮叶灵凤》《金色的金庸》《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看董桥》等名文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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