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黄苗子为罗孚写的对联：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10、常任侠在留日期间，和日本姑娘浅野元子结婚，后中日战争爆发，常任侠被强迫离境，夫妻被拆散，常任侠从当时一直寻找到八十年代，终于找到，但两人均已经是儿孙绕膝。罗孚又写：有人告诉他，常任侠和哪个女朋友欢好，都会记录在日记里。P172
案：不管怎样，常任侠和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还是蛮唏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就给日本去信去电报，但元子始终杳无音信，抗战结束也找不到。直到两人八十多岁才联系上。
11、1986年，朱光潜病危，家人忙送他去医院抢救，在北大忙活了半天却找不到车，等终于搞到一辆车的时候，耽误了，朱光潜逝世。同样，后来宗白华也是一样的情况，也是因为找不到车耽误了抢救而去世。朱光潜临上车时，迷迷糊糊，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我不要上学习班。”p196
案：倘若是校长书记之类的，恐怕不仅没有找不到车的担心，有点贵恙早就住进高干病房了。
12、胡风去世的时候，贾植芳的、孙敏的挽联是：
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
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的招牌。
因为过于直言，没有挂出来，换了一副。P260
13、潘汉年夫人董慧太令人感动了，她身为香港银行家的女儿，对潘汉年不离不弃，干的是掉脑袋的地下工作，还把父亲给她的几十万港币都捐给党。潘汉年蒙冤后，她本人并没有被判重刑，可她始终跟着潘，潘坐牢和出狱，她都厮守着。60年代，她的母亲想念她，想让她回香港，中央批准了，但她守着潘汉年还是不走。直到潘去世，而后两年她也去世了。潘去世后，她精神开始错乱，每天就念“他会复活的”。
《北京十年》读后感(七)：一个人记录的历史
罗孚作品价值浅析
罗孚今天并不出很出名，但他在90年代声名显赫的文人圈子里以及对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中年读者中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他的书出版以后的反响还是好过预期。许多人记得他和他的文章，是因为罗孚在香港和北京涉足于交际甚广的文化人圈子，其中大部分人与事被他记录在文章之中。
当然，罗孚讲述的故事主角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受人关注的一个群体，其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与罗孚一样多少是带激进思想的左派文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及左派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这群人怀着热诚成为新中国的文化核心人物。只是历史对他们的教训异常深刻，当他们用独立的思考来观察现实社会的时候，很快遭遇了一连串政治风波。
这是一个多年来忠于自己信念的人群，罗孚是其中一员。在这信念的鼓励下他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做一个忠实、忠诚的历史现场观察者和记录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很难完整地评估他对现当代文学多方面的贡献。当我们还在阅读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时；当我们对上个世纪创造力旺盛的一大批作家——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的著名作家作品发生浓厚兴趣时，罗孚的写作便有了特殊的价值，他是一个不仅见证也实际推进了两岸三地文学发展和交融的拓荒者。
20世纪90年代前后，罗孚写下大量作品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正好呼应的是两岸三地的文化、经济的交融变得活跃，凭借着一支勤奋写作的笔和一个清醒**、有判断力的头脑，罗孚默默穿梭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编织一张维系大陆与香港的人文地图，在创作者、评论者、传播者之间角色互换，还经常以此探索、澄清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疑点或挑明某些历史真相。
持续工作的结果是：超过150万字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还没有包括大量的书信和更为鲜为人知的诗作。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先生曾经讲述到，九十年代出版社需要引进港台更多优秀作品的时候，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范用先生早就与罗孚有相熟相知，已经计划出版先在香港引起轰动的巴金的《随想录》。后来沈昌文先生到香港，才发现罗孚不仅与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更是熟悉所有港台的优秀作家。这种独特的身份角色多少得益于1948年罗孚从20年代的文化重镇重庆转至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经历。四十年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纷纷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一些共产党员如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革命的兴趣同样开始由枪炮演变为柔性的文学。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罗孚接触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在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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