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鼎盛时期的一个敏锐、缄默的**者、传播者。与那些纯粹以个人创作的成就确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罗孚几十年的工作连贯而系统地作为历史现场的观察者和笔录者出现：重要事件、人物、情节及背后的曲折故事的挖掘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工作内容，他仿佛随时准备将至关重要的历史钥节记录在案。除了白天的编辑工作、时而的聚会，罗孚习惯了常年深夜伏案写作，常常是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文章意味着另一种最好的保存手段。否则，我们今天同样无法见到罗孚记录下的文学的奥秘。
今天的读者可以从罗孚文集中找到许多优秀作家的身影，他们经历或坎坷或传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大部分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的家里发现罗孚的身影：从香港的金庸、梁羽生、林燕妮、西西、小思到大陆比较熟知的黄永玉、黄苗子、巴金、聂绀弩、周作人、曹聚仁、侣伦等一大批作家的照相集里，罗孚是一个带着大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即使是在一些很著名但也与我们这个时代时有疏离感的著名学者如徐复观、钱穆、邓尔雅等人，罗孚也一直保持着他对他们所研究领域和成就的熟知与敬意。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罗孚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罗孚是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中颇为关键的人物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个世纪末的那段时间没有罗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就像横空出世一样，我们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如何突然涌现的，这些作家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孚的写作今天仍是引导大多数普通读者乃至出版人的向导：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作品，如何去理解那些作家，如何与创作者打交道。他甚至为我们隐隐规划出最优秀的作家和普通作家的一条界线，就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而言，他准确预言或揭示了他们创作中最为令人感动和深刻的地方，这对于有可能影响大众欣赏口味和阅读趣味的作家来说，真是福音。
通常而言，作为记者被遗忘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在风云变幻叵测的时代过后，一大批当初叱咤风云的名人记者变成了过眼烟云，他们所写的大多数文章很快被人忘却，然而罗孚却不会，不是因为他活得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他今年八十九岁，还不到九十岁），而是我们今天要研究香港的文化史、文学史还有报业史乃至研究大陆的文学史都不可避免要牵涉到罗孚提供的资料和他的评论，即使是他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言，他对金庸和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评论至今仍是少数最中肯和最出色的专业评论之一。
稍微有点现代文学知识的读者在阅读罗孚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但一般读者在阅读他的抒情散文时会觉得，他的抒情散文的风格有点虚空，尽管罗孚的抒情散文绝非言之无物。这可能与抒情散文的写作往往是一种****时的舒解有关，而将革命的**与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罗孚显然做得有点勉强，在罗孚写作的一生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的大编辑，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及艺术家的天然联系维系于早期共同的革命**之中，也同样在各种艰难挫折中得到加强，而且也恰恰是在磨难中文学开始展示出应有的深度。
在罗孚的文集中经常描写到的作家和文化人有叶灵风、聂绀弩、秦似、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董桥、巴金、萧乾等，有些作家是香港成长起来的，如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需要向更多的人推荐的，有些作家则是罗孚心仪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重要的文化人物与事件，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当然，罗孚是一个既需要面对香港读者又面向内地读者的作家，同时他需要兼顾雅俗共赏的趣味。但是罗孚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有自己非常确定的想法，在《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这篇文章中，罗孚对于过高地夸大香港文学有冷静的回应，他写道：“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它地方发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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