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潘汉年，这位党内的奇人，因高饶事件而遭奇冤，生平皆不能详，而罗孚亦为党之卧底，观潘氏之死，岂能无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撰文述潘汉年之行状，表奇人之伟业。于潘夫人多有哀矜之情，以港商之千金，而愿为潘汉年守节，夫妻皆死于文革，致死不能用真名下葬，闻之者岂不哀哉！苦茶案，潘汉年遭冤狱时，组织曾劝潘夫人离婚，可以回香港定居，而潘夫人却愿与夫君一同将牢底坐穿。观革命往事，而睹今日明星劳燕分飞，感慨良多！
聂绀弩的打油诗，是罗孚帮助其收集整理注释，并在香港和大陆出版发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作为作家罗孚欣赏的不仅是聂绀弩之诗，而是背后之奇节。若无文革之风，又何来如许风骨，所谓疾风知劲草！关于聂绀弩的经历，国内已多有撰述，我就不必多写了。这里稍微提一下，他对于曹聚仁的评价。同样作为鲁迅的弟子门人，聂绀弩是相当不齿曹聚仁的为人的。毕竟后者曾经做过蒋经国的笔杆子，随军记者。因此，聂绀弩没少在诗中打油嘲讽。但是，他估计是不知道曹聚仁也是组织派到香港做卧底的。因此，此类文章多属误伤友军。
罗孚说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新奇，但是我们看到他结交的朋友，就很难说他生平庸碌。只不过，与他这些朋友九死一生的经历相比，罗孚的一生是显得有些平淡，甚至是毫不出众。但他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作为文坛中的经历者，看到了如许多的红尘往事，又怎能说得上是平凡无奇呢？
《北京十年》读后感(五)：精彩书摘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陈子善
罗孚先生是香港报人、作家，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北京，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间，也即他蛰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应邀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录）》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散会时我冒昧地提出能否会后拜访他，能否与他通信，因为我有许多关于周作人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一口答允，并当场写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诉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须写“史林安”而不是“罗孚”。
其实，罗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叉神秘的。我对他的辉煌过去只略知一丁点儿，或者说一丁点儿也没有，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我深知，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老人家已答应我可以写信也可以拜访请益，夫复何求？
于是，我第二天就出现在他寓所的客厅里，也即他在《北京十年》开头几章中详细描写过的双榆树南里寓所。如果不是这次重读《北京十年》，当时室内的情景真的已不复记忆了．只记得我们一老一少，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谈周作人谈曹聚仁谈叶灵凤谈香港文坛的人和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如沐春风，受益真的是匪浅。记得在离京返沪前，我还拜访过他一次，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还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年代的手稿，这对我编选《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不啻是个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却在北京，不知何时可南返，我想看到这些珍贵手稿的话，只能耐心等待。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罗先生知道我爱书如命，不断赠我他在北京三联以“柳苏”笔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书，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毛边本，在第一集扉页上题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罗孚一九八八、四”，令我如获至宝。罗先生离京前一个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刚走进他家门，他就埋怨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书已有不少被别人捷足先取了，你赶快挑选需要的，再不拿就来不及了。记得我当时捧走了几乎**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书刊，那晚罗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颇有“来头”的饭店里请我吃饭，罗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虽然后来在香港我还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这顿饭至今还仿佛齿颊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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