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潘汉年有关的文章外，还有很多看点和八卦，不一一细说。也很想看看港版，对比一下大陆被删掉的地方和篇章。最后，这本书的编辑简直糟糕透顶，很多明显的错误都没有订正，错字不少，删句的地方也很明显，有时候简直到了读不通的地步。打四星，因为编辑。
《北京十年》读后感(三)：两个版本的《北京十年》
对于我这一样一个80后生人来说，知道“罗孚”名字的时间不会超过5年。毕业后有幸进入出版行业，因“跟班”之便，偶于饭局茶局之隙，乃得闻“罗孚”之名。然其时言者蜻蜓点水，应者讳莫如深，让我这个人后生倍感罗孚先生的“神秘”。
近期中央编译社七卷《罗孚文集》付梓告竣，终于为我一揭罗孚先生的神秘面纱，让我得以一窥这位集报人、作家、“间谍”多种身份于一体的出版前辈的生涯心路。
曾忝为出版业中人，自然对文集中所载两岸三地的出版逸闻、书人书事倍感兴趣，读来亦获益匪浅，大呼过瘾。但是最让我回味的是文集中的《北京十年》。
《北京十年》一书是罗孚因“美国间谍”罪名而获刑在北京“被软禁”十年间的生活点滴、见闻阅历和感触反思。按照罗孚先生自己的说法——其实是“北京十一年”，是从1982年到1993年，被官方安上“史林安”这个掩饰身份的名字，在“赎罪”阴影下隐没繁华市嚣里的生活。（题外话：罗孚先生幼子罗海雷近日在香港出版《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以资料搜集和访谈形式，尝试澄清其父的“间谍”冤情。）
笔者手头上有两册《北京十年》，分别为天地图书版（香港）和中央编译版。前者仅300来页，后者则是厚厚的近600页，而比对两个版本，相同的文章只有二十余篇而已。
两个版本所写的文化界和政治圈人物众多，不少名字响当当而饱历劫难，罗孚从人事遭遇的唏嘘感触引伸至时局幻变的险恶慨叹，也是作者自况的隐约写照，叫人读来不得不掩卷沉思。书中写人谈事的篇幅一般是三数则，点到即至。不过，中央编译版本特别以专辑形式，较详尽议论几个人物和几宗事件，包括：“辑二：胡风集团人和事”（北京版第253-347页，共27篇）；“辑三：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北京版第351-432页，共10篇）；“辑四：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北京版第435-571页，共28篇）。这样的编排可说是作者（或编者）别有用心。
罗孚先生提及“6+4”的文章固然只可在香港版本选录，原因不言而喻，而他对潘汉年19年的沉冤着墨最多，颇有顾影自怜的心意。道尽始末详情，暗指共产党中人寡廉鲜耻和心狠手辣，旁及党团专制和腐朽的祸根。
罗孚先生的一生起伏波折，读两册不同版本的《北京十年》如同遍读了二十年的世道百态，值得深深咀嚼和细细回味。
《北京十年》读后感(四)：罗孚《北京十年》读后
罗孚是谁？一位香港报人，曾经在《读书》上介绍香港文学的作家，一位与两岸三地都有交往的作家，催生现代武侠小说的功臣，金庸与梁羽生的好友，这样一位人物，为何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
一位香港报人，为何以《北京十年》为题？罗孚虽然是香港人，却是被党派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的，这有别于倪匡是被迫逃到香港为生，因此他虽然寓居香港，却能够与各方人士交往，结交各方宾朋，办报写文如此三十载，没有经历在大陆的各种运动，能够安然生活到如今，这真是一个异数。但是，正因为在香港呆久了，生活惯了，就不免想要表达一下想法，结果自然不免被穿小鞋，流放到京城化名柳苏，取柳宗元苏东坡流放之意。
说了半天了，书中究竟谈了写什么？生于二六年的罗孚，身处文坛如许多年，怎能没有一些朋友呢？于是乎，幽居北京之际，只能托笔寄情，怀思往事。当然，这些往事是对于我们而言，对于他来说仍为史实。他写胡风案的往事，写潘汉年的往事，写聂绀弩的往事，写的都是他人的往事。有人问，为何北京十年，却不曾提及自身，答曰他人何尝不是自己，自己又何外乎他人？
作家一支笔，寄情闲思中，胡风作为鲁迅的学生，在文坛颇有声望，结交也很多，但正因如此，不想为此大批作家学者，因文章书信而遭受苦难。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胡风，却能够活到平反昭雪，也算是异数了。因胡风而罹难之人，如张中晓则早已魂飞魄散，怎能想到如今光影。贾植芳与胡风通信，遭受卅年冤狱，八十年代却能够重回大学，经历岂不妙哉？梅志与胡风携手，渡过风雨艰辛，将冤狱经过记录下来，化为青史。即便胡风死后，却仍旧戴着帽子，以至于追悼会，文化部还想将其盖棺论定，幸得家人与友人坚持，才得以免此身后之祸。至于，追悼会上的挽联，亦多有妙笔，此处就不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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