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句可考证的“谣言”，还有诸多谣言虽然不可考证来源，但想必都是如此，那首“野窝落狼出窝。”充满了乡土气息，估计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编出来。不管怎样，这些童谣在当年是为了国家进步出过力的，那偏僻的方言里，当年也包含过倔强的民主力量。在辛亥百年到来之际我要献上我的敬意。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七)：“舆论革命”：私人记录中的辛亥史事
电影《天安门》里那个能做大灯笼的老宫人，说他原先是用手拈着吃点心的，后来半辈子是用手捧着吃窝头的，说这话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笑容。捧食窝头的样子，是近代中国人特别典型的一个生活场景，一直绵延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父辈，无论后来是否赶上了相对富裕的日子，他们总是本能保留着这个捧食的手势，每当人们想起这样的情景，总是不能自已，充满了悲伤。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在电影所描绘的时刻，人们推开的是积满灰尘的紫禁城，那时距离帝制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终曲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时，时代是新的，排斥一切和宫墙有关的事物，只有当这些红墙黄瓦被用在显示时代新的格局和风度之时才会被整修一新，这时它们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人们从逐渐坚定的共识中来，走向期望更高甚或不切实际的共识中去。
百年前，武昌新军工程营的一簇烽火，终结了中国大地最后一个王朝和帝制时代。这凝重的笔划，一经写下就很快被翻阅过去，因为它满载着未来的不可预知和已知的挫折教训，——这是一个未完成式，在历史现场当时几乎就被认定为一种鱼腩式的胜利。只有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后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一再地在纸面上对它不停地进行着追溯：当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时代主题时，就信手拈来。但是就像前面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能笃定、能确信的真实的历史，需要那种看一眼就被那些细节所感动的真实。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出版界对这一题材的热闹反映出人们对重新审视这场有限革命的需求，历史不能简单过去，它最好能给未来提供某种反省价值。这种喧嚣尚未散去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民国史挖掘者傅国涌，带给人们这一部全部由直接材料形成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试图还原这场革命最真实的历史现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傅国涌这样说。
稍稍有过史料整理和史学研究的人，都不难看出这种书写历史的难度：这本著作使用的所有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当事人在历史现场当时的记录：人们在特殊时期的日记、来往书信和电文，人们互相询问也彼此回答，希望得到确切的消息，人心惶惶；即便如此，所有不能相互印证的史料，特别是涉及重大问题的内容，出于谨慎大多被舍弃。连记录者本人的身份也经过了严格遴选，傅先生对此说，这次更偏重非革命党人的记录，因为过去我们对革命党人单方面叙事强调得太多，……希望通过其他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更加平衡地来观察那场巨变。最终这些选定的记录者有当时的学生、官员、士绅及西方驻华外交官、记者、职员、传教士等等。其中的很多民国名人那时年纪尚轻，笔下的记录尚未受到自己观念的过分干扰；大量采用西方人士当时的记录和电文，也获得了一种超脱和中立的视角。这种写法的意义在于，当多种视角针对同一史实进行独立叙事时，史实的真相通过相互映证和辨伪显得越来越清晰和客观。
这使人想起傅先生和笔者曾谈起《主角与配角》的写作，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为特殊历史时刻搜集直接材料。而这其中的一重困境是：当你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横向划下一条直线时，你憧憬着，这重大的时刻里人们会不约而同留下有价值的感念和材料；但事实往往是，当你这样寻找时发现，那些史料和人物的言行有时并没有出现。如果要克服这个困境别无捷径，只有扩大你搜集材料的范围、丰富看待历史的角度，这可以回答为什么他这本著作会留下大量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这不仅展示了研究者广阔的视野，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相关研究极有帮助的庞大书单。其中有不少是近年出现的新书。新出现的材料显示了研究工作的痕迹，等于说把自己的研究如何展开明白地示人，为别人留下研究的门径，这是傅先生的习惯。
“天兆”、谣言，迷信，逃城、流亡、金融风潮……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是真实的近代中国，是那个时代中国上自官员下至平民所不得不熟悉的生活，进一步说，这些特别像是近代中国才有的革命。傅先生说，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所图解的那样划一整齐，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芜杂的、乱糟糟的画面，复杂而丰富。今天人们已注意到了这场革命本身发轫的偶然性，部分也源于谣言：起义的文件，旗帜、名册因为意外事先被查获，据传清廷高度戒备，准备“按图索骥”。张鸣先生说，谣言造成了情势，情势是最好的动员。1911年，谣言引导了舆论。不特如此，其实上述所有提及的元素都形成了对革命的舆论推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基本上反映的是革命的舆论推进阶段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辛亥史事曾被人称为“报馆鼓吹起来的”。当年上海的望平街，民国之前就是有名的报馆街，是当年《时报》、《申报》这些大报馆所在地，鼓吹革命的的《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馆也在此处。武昌的消息传来后，望平街更成了举世瞩目的消息枢纽。清晨报馆尚未开门，外面已经满是早早等候的报童和读报人，报纸供不应求，片刻即磬。在关注度最高的时期，报馆往往先把要闻贴在外面的玻璃窗上，不断地发送各类传单，增发号外，通宵达旦，供人们尽快了解信息。人们不但需要确切的消息，他们更需要了解某个事件对整个局势的影响和评价。当时，不仅同盟会的中坚宋教仁、于右任，年轻的陈布雷、王云五等人都在望平街上执笔。中国传统的敬惜字纸、民众对白纸黑字的精神崇拜把这些能传播负责任的新闻和观点的报纸推向了公信力的巅峰。革命10日爆发，《民立报》在12日就用大号宋体字刊出多条专电，集中报道武昌起事的消息，加之主笔们挥斥方遒的评论，以及来自海外的消息渠道，成就了“民立”等一批报纸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辉煌。对报界强烈介入革命舆论推动的历史回顾，延续了以往作者对报人传统和书生论政传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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