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精选10篇(2)

  书无甚评议,全部以事例说话,每章的引文注释和全书最后的参考书目,是一份可以按图索骥的华丽书单。傅国涌的一大可敬之处,在于他毫无保留公布了占有的资料。除了感叹资料翔实、繁复之外,你会发现很多书籍都是在市面上常见之物,或者是自1949年陆续出版但又只印过一次的书。真切的历史细节随处可得,但是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体制力量对辛亥的评价,却一直是粗暴、简陋、善恶分明的;虽然在近几年盛行人性化的分析,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对辛亥的研究,又始终难以打开更广阔的眼界、进入到更细致的分门别类领域中。这是我读完此书后的一大悲哀。辛亥百年,又是文学家以主旋律或哗众取宠形式书写的书最多,都为一时云烟,我以辛亥对比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深度还是宽度,都远不如人家。

  成稿于2011-07-04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东方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38.00元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五):傅老师的书要支持,转一篇傅老师的文章

  百年前的雨与帝国命运

  傅国涌

  辛亥革命前的那几年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二十六十七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七年,入夏后连日**,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最后巡抚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它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的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

  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

  进入1911年夏天,豪雨继续袭击长江中下游,六、七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登高望去,四面八方都成了汪洋,茫茫无际,此时离武昌起义不过一个多月。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这些产粮区也都被淹,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二十多个州县就有灾民三百万人,饿死的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饥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京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水深没胫”,低洼的地方积水“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约5、6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

  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入,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这样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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