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精选10篇(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8月版。

【英】埃德温·J·丁格尔《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九)：谣言成就革命——读《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

删节版刊《佛山日报》：http://epaper.citygf./szb/html/2011-10/29/content_456473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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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材料出自日记、书信等私人信息，爬梳之余加以判断和评述，对转折年代的个人选择、命运进行了解读。《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则完全从亲历者视角来复原真实历史，打破革命党人的单一叙事与革命解释，让事实本身说话。对于历史的解读，特别是利用史料来说明问题的人，大抵都喜欢借古讽今，以达到“以他人之口，浇己之块垒”的意图。而在文字面前，材料本身比任何解说都更具说服力，更具力量。直接将材料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可为另一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且更为精准地展现历史的真相。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以帝王将相、革命党人或知识分子等旗手巨擘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彻头彻尾皆为宏大叙事的高头大章，而忽视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的推动作用。这种单一的精英史观，很大程度上就冷漠了底层人民的看法与感受，使得历史被模糊化，历史的真相被掩埋。我们天真地以为，是时势之下的英雄让历史发生了转折；我们曾被灌输着，是党派扭转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当我们看到社会变革之下，民众作为个体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催化，让历史的转折变得如此偶然之时，英雄决定历史的观念却再也不能如先前那般屹立于白纸黑字之时，我们就能深刻地领悟张爱玲的这句话：“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历史主线提供的背景，往往对庶民的历史作用充斥着漠视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存在，除了对知识分子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障碍之外，还胜利者塑造神话提供良好的契机。而民众的脸色却更为丰富，民众的情感也更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正因为不需要被历史记录，欲喜则喜，欲怒则怒，欲哀则哀，欲乐则乐，才显得真实而不做作，更能显现历史的真实性。底层民众所做的、所听的、所写的、所闻的、所表现的、所体验的，或许不曾波澜壮阔，但在一幕幕的历史变革中，却是真实的历史情境。只有将精英史观所记录的与底层民众所感受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趋近历史的心灵，才能更为精准地去研究历史，也更能为我们看清历史的发展提供新的通道。《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即傅国涌先生观察辛亥年间社会剧变之下的另一种视角——从社会的各色人士中去挖掘历史变革时代的社会心理。

辛亥之年，一日数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大报纸报道民军获胜之新闻专电几“纯属虚构，仅供造谣”。革命者认为，造谣可安军民心，亦可丧敌胆，谣言非扯不可。各大报纸，如若刊登捷报，则鼓掌狂欢；如若刊登败仗，则认为改报馆受北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愤恨至极，砸报馆以泄恨谣言。当革命谣言传播之时，民众的逃亡步伐导致的社会恐慌心理，也加剧了谣言的再度以讹传讹。各城涌动，港口满，船筏少，票价涨，车站无立足之地。看着傅国涌先生在《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引用的那些密集的日记，如同电影般播出，亦如亲历辛亥，崩溃前后的社会恐慌弥漫晚清帝国，如日薄西山之感、月坠低谷之势，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革命党人胜利的步伐。谣言起于人心的不安，大江南北，谣言的种子如蒲公英般漫天纷飞，落地发芽，遍地生长。

对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研究，在意识形态的枷锁之下，一直都有夸大之嫌疑。近年来，不断有学人重估辛亥革命的价值，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变动重新进行了挖掘。辛亥革命的爆发，也由之前的必然发生转变成偶然因素更占上风的观点。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存活的机会，为了不被民众抛弃、不被清廷歼灭，出于求生的本能，在起义发动之后，不断利用各种方式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多的是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之成功。革命党人利用口头传讹或报纸造谣等方式，发动着对政府乃至全国的心理战术，让国人认为革命必定胜利、清廷必定垮台，让国人在选择队伍上更倾向于革命一派。故而，辛亥革命，日本人称之为“口舌革命”，西方人则称之为“心理革命”，或许，称之为“谣言革命”更为准确。曾经，林建刚兄写过一篇《革命变性学》。如果谁有兴趣，完全可以收集古今中外的革命谣言史料，如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谣言战术，定可写作一册《造谣革命学》。辛亥之年，恽毓鼎在日记中说：“民心喜乱，大非吉兆。”民心喜乱，一大表现即为谣言容易被扩大甚至宁愿相信谣言就是真相，或者说，民众宁愿看到社会的发展本如谣言所传那般。而谣言的背后，大抵又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的世态民心，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一个谣言遍布的时代，或者一个喜传谣言的时代，几乎可以说是末世之朕兆、乱世之开端。在辛亥期间，喜传谣言的背后，除去国人的心理倾向于同情并支持革命，甚至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甚于革命党人的期待等因素之外，还不能忽视革命党人造谣的技巧。亲历过革命的黄炎培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这说明的是，辛亥前后，政府的公信力已为负数，革命党人在此时造谣，几乎不需要可以的传播，便能收获比预期更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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