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或许倬云《万古江河》等书作为启蒙读物的朋友，读了《百年辛亥》，可能有些奇怪，不免要问：那么，你所说的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在哪里，作者如何表现他对辛亥这段历史的看法呢？因为唐德刚的书中，点评与感慨共色，史实与观点齐飞，那种汪洋恣肆，自然是对历史的过瘾的书写，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从小读《资治通鉴》及演义类小说对唐德刚的影响。而傅国涌的写作，倒更接近于张朋园式的严谨与扎实。我有一个比喻，渐近中年，傅国涌用的是一把无锋之重剑，举重若轻，而举止之间，则挟天风海雨而来，从而一个纷繁复杂、色彩缤纷、风云际会的时代，逼人而来。
我们可以将傅国涌2005年出版的《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拿来作为对照。两本“私人记录”，放在一起阅读，会非常有意思。表面的看，两本书差别并不大，无非《1949》一书以人物为核心，而《百年辛亥》则以事件为核心。但更大的不同，我认为，傅国涌的历史写作在做一种微妙的转型。在《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尽管材料也来自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私人信息，但作者在整理和爬梳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述，作者试图从其私人信息中找到蛛丝马迹，从而对这个人的选择、命运、遭际加以解释。这种意图自然也不错。而在《百年辛亥》一书中，我们甚至都看不到作者这种意图了，纯然是史料、细节的直接呈现。这种微妙转向，令我想起现代小说的“作者退隐”，也许可以作为类比。一般而言，小说写作有两种视角，传统小说多为“全知视角”，小说家对故事中人物命运、背后的动机逻辑，均有丝丝入扣之安排，作家即上帝。进入现代小说转型之后，作家开始从作品中退隐，小说叙事角度成为“有限视角”，即，小说家本人不再直接出面，小说的故事情节由事实本身之逻辑推动前进。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先觉。如将傅国涌这两本“私人记录”放在一起来观察，不难看到傅先生历史写作中这一转向的努力，他似乎试图以更加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不断地呈现历史真相，而尽量避免主观的阐释。观点因时而异，事实从不过时，而判断，就交给读者诸君了。因而，在这本《百年辛亥》中，第一手的材料和历史的细节就是全部。然而，透过纷繁的史料与细节，细心的读者仍将发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百年辛亥》上册共5篇，序篇关注谣言、异象、灾祸及粮食问题，第一篇“恐惧谣言”，重在还原这个时代的无序。第二篇研究报馆之鼓吹，归结为“文字收功”。第三篇撷取社会现象，“剪辫”。第四篇考证“易帜”，民国的第一面旗帜，究竟是什么旗。为何选择了这五个话题，而非另外五个话题，史家自有考量。要说历史研究者的观念和史识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这五个话题，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五个话题，而在每一个话题之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分别登场，一一亮相，从而树立起一段立体的、鲜活的辛亥时期。
以剪辫为例，辫子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若要从细节还原辛亥历史，辫子自然是不容回避的一个话题，近代中国的屈辱，有多少是从这条“猪尾巴”而来。辜鸿铭1919年告诉胡适，当年自南洋去苏格兰上学，父亲嘱咐不许剪掉辫子，于是每天街上的小孩子冲着辜鸿铭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然而有趣的是，辜鸿铭晚年，却成为辫子的坚定捍卫者，乃至在北京大学之内，新文化运动之发源地，依然拖着长辫来去，成为校园一景。
从清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开始，到辛亥年间，辫子成为民族征服以及民权觉醒之象征。满清入关，是否蓄辫，是是否臣服的标志；而到晚清，是否剪辫，又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辫子是入关后满清控制汉人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之一。专制统治垂200余年，历史记忆已然淡漠，则辫子成为遗老遗少之国体象征，也成为革命与非革命之关键区别。辛亥年间，民智渐开，尤其在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人的报纸鼓吹之下，剪辫渐成风潮。鲁迅剪了辫子之后，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满清顽固派据守的地方，因为剪辫而被认为是革命党，惨遭杀害者，也不在少数。历史的吊诡在于，满清入关200多年之后，世界共和风潮云涌之时，一条辫子，竟然依旧是重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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