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一旦信息获得民众追逐，必然催生着虚假信息的市场活跃。当时的中学生叶圣陶10月20日的日记记载：某报馆因为电报消息颇受欢迎，于是伪造来电云革命军大败，谁知假消息方向有误，观者众人见了就入馆询问电码何在，报馆不能对，引起公愤和**。辛亥革命期间新闻界情况的特别之处在于，往往消息事后被证不实，当时却进一步推动民众的情绪发展，事后也没有因为事实被澄清而得到对舆论的追溯调整。有些报馆披露革命军失利，即便消息确切，便遭到群众的**和破坏；捷报传来则引发狂欢。叶圣陶当时就感叹：“……则虽欲革军之败，其可得乎？”（参见本书139页）可见民众对排满和结束帝制的共识，形成了舆论普遍的倾向性。这部著作可以说从不同角度提炼出了这种舆论的倾向性。共识的背后是人心，共识之所以产生出翻天覆地的力量，最终也都指向人心。在西方世界，“宣传”是一个值得人们时刻警惕且充满了贬义的词汇，“宣传”在历史上对应的无疑就是由共识自发形成的“舆论”。看待这全部由社会各阶层对革命平视得来的细节（包括那些不实传闻）构成的历史研究，我们深深叹息，谁曾想到，在二十世纪初叶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舆论会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对社会转型的推动力，并且引导了一场低烈度的国民革命。当我们感受到这种力量带来的心灵**之时，会不会在重温历史的同时去重新看待未来呢。
2011-7-27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八)：百年只在瞬息间：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再过数日，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百年的日子。很可能是由于近年来的“民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之于影视界仅影片《辛亥革命》“一枝独秀”的惨淡景象，出版界的情形显然要精彩热闹得多。更令人欣喜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凡是拥有一定受众的，无论是张鸣教授的《**的中国》，还是祝勇的《辛亥年》，抑或是雪珥的《计划外革命》，都早已不再拘泥于教科书式的叙事模式，而是将触角伸向了历史的纵深处，期冀能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来解读这场由我们的先辈发动的革新——正是它为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至今仍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新近推出的不胜枚举的相关出版物中，当年的革命党人冯自由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著作。冯身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乃真正的革命元老，其另一部巨著《革命逸史》素为坊间所重视，数十年来流布甚广，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第一手权威资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则成于民国十七年，作者在自序中感叹：“中华民国成于革命党之手，此世人所公认也。今距民国建元十有七年矣，为问四万万人中能言国民创作（意为“创立”——笔者注）之历史者几何人乎？环顾海内外，能答此问者，盖寥落若星辰之可数焉。”正是有感于此，作者才不惜耗费大量精力收集史料，为后人留下了这部传世作品。整部书从革命之动机讲起，除了历数兴中会之成立、苏报案之经过、同盟会之创设、徐锡麟秋瑾之殉难、汪兆铭刺杀摄政王、黄花岗之役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外，还向读者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小规模起义。全书还花费较大篇幅梳理了革命党人在欧美、日本、南洋、香港等地的活动。凡对同盟会历史略有了解者都知道，海外活动是当年革命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可惜长期以来，除专业研究者外，公众对这段十分重要的历史只是略有耳闻，完全不知其所以然。这部书无疑弥补了此种缺憾。
不过，自革命以降百年来，国人的辛亥记忆，总不免以革命党人的言说为主，视角单一。尤其是自1927年国民党强调一元化统治以后，更是建立了一套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不可逾越的框架，影响及于今日，这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缺憾。幸运的是，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在今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终于结束了这种状况。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的所谓“亲历者”，并非指革命党人，恰恰相反，它指的是非革命党人。这些人中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和一般官员；有满人，也有汉人；有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有留学生、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也有日后的著名知识分子叶圣陶、吴宓等，还有革命时居住在中国的许多西方人。而所谓“私人记录”，则是指并非意在公之于众的书信、日记以及有较强私人色彩的回忆录。作者之所以选择这类史料，无疑主要是看重了它们的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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