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独特的小说暗含了特定时期的烙印，是小说家对他经历的时代的一次“历史书写”。周朝军在小说中有意加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并让人物牵涉其中。比如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这场灾难葬送了乔雅，也深刻影响了剑鸣、鹿鸣的心态和人生选择。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参与，个人不再是私人情绪的承载符号，他们成为了时代情绪的投影仪，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清楚感受到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逻辑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身份是理解《九月火车》的重要线索。剑鸣和鹿鸣，他们身份的不同影响甚至限制了自己的命运走向。 比如鹿鸣，他是水县瓷厂装卸工，这一身份让他很长时间内被轻视、被排挤，鹿鸣的阶层上升通道也一度被堵死，他只能奔波于底层的岗位，在重体力劳动中度日如年。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师大女生乔雅及其父亲心存感激的原因，因为他们赏识他的才华，也指点了他新的人生方向。无独有偶，在小说的支线人物中，身份对命运的重大影响也隐隐显露。鹿鸣的大舅是“地主之后”，这间接造成了他与恋人的**，大舅五十年未婚，他的孤独并非某然，而暗含了时代的残酷玩笑。同样，小说里的“表叔”也被自己的“地主成分”耽误，年轻时，他被上面人掉包高考试卷却只能忍气吞声，就因为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让他受尽屈辱。
《九月火车》由此在朝气蓬勃的理想天空下埋下悲凉的种子。个人无法选择的身份却成为羁绊他们一生的枷锁，他们奋力拼搏，最终却可能化作一场相看无言。周朝军有他的恻隐之心，在小说的结尾，他给鹿鸣安排了一个良好的结局，帝都漂泊者佴志全和唯佳也没被拆散。但通读全篇，那种理想落幕的落寞感却还是凝结于文本之中，小说里的青年人如此具有“自我意志”，但好像总逃不过命运的巨网。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回忆录”，它书写城市化大潮中“进城青年”的困窘。当农村逐渐走向落寞，谋求更好前程的农村青年不得不纷纷进城，但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物品的剧变，还有人的思维上的微妙不同。和《平凡的世界》那一代人不同的是，这一代“进城青年”的路径不再是“进入→返回”，而更可能是有去无回，故乡成为一个永远失落的图腾。周朝军没有刻意丑化或粉饰农村，只是在书写中融入了隐隐约约的感伤。
荒唐
消解堂皇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周朝军的短篇和长篇观感截然不同。表面上看，短篇技巧感很强，如同一座迷宫，作者通过对叙事游戏营造出奇绝魔幻的氛围，代表作如《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抢面灯》《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而长篇抛弃了许多技巧，风格更朴实浑厚。短篇和长篇，仿佛周朝军的两个面向。
可细细比对，他的长短篇也有共同点。无论是《九月火车》还是《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等，一个类似于说书人的幽灵都扑面而来，他对故事有强大的把控力，且时不时显露他的幽默甚至贫嘴劲儿。这个说书人就是周朝军。不少论者提到了路遥对他的影响，但读到这些作品，我想到同样来自山东的蒲松龄。周朝军擅长写有志怪气的小说，他能在平凡生活中提炼出诙谐甚至诡异的一面，但他不急于批判，他的文字不是长枪大炮，比起控诉，周朝军更倾向瓦解上到意识形态、下到家长里短的“假大空”。《九月火车》蔓延着戏谑气，崇高和权威在此被迅速消解。周朝军惯常于通过修辞来形容集体行为的荒谬，如描写一次集会：“学校大礼堂委实壮观，黑压压一片五千多个脑袋，给人一种想要收割的冲动”，又如他对刘教授演讲的叙述：“刘教授按小时收费，单价四万。金碧辉煌的大礼堂里“哈欠”与“屁响”此起彼伏，胖三无奈从口袋里拽出一本《少儿不宜》，读了起来。”这些都令堂而皇之的景象瞬间变得荒唐。
如此书写也是对流行青春小说的颠覆，或者说——《九月火车》呈现出青春小说的另一种写法。这些年，我们在不断贬低青春小说，由于市场和权威的错误引导，以及快餐式青春小说的大行其道，青春小说被圈定为“幼稚文学”，写青春小说被视作过家家、格局小，摆脱青春小说，进入“后青春创作”却成为作家成熟的体现。但是，通观文学史，不少经典作品却都是青春小说，司汤达、菲茨杰拉德、莫迪亚诺、巴金、路遥、余华等，他们笔下的青年具有穿越时间的魅力。说到底，问题不在于青春，而是怎么写青春，市场上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根本谈不上文学，只是如同《小时代》般的拜物教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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