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火车》读后感(四)：宗城：《九月火车》：告别理想的背后，是这一代青年的集体难题
梵高先生》大卖，诗人却已消失。兄弟二人走在人生的岔路口，命运却给他们开了玩笑。《九月火车》在仓促中书写了几位青年人的起起落落，像是一场成真的玩笑，说的人渐渐沉默。
这是青年作家周朝军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对青春生涯和偶像作家的一次正式告别。故事里的人物有周朝军及其亲友的影子，比如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就是作者性格的不同侧面，小说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也确有其人。小说从作者的生活取经，实属正常，却有令小说遁入私人情绪的隐忧，不少取材私人经验的青年作者都存在一个问题——太多自恋式的絮絮叨叨，太少对时代难题的关照。万幸的是，《九月火车》不是一部落入窠臼的小说，作者严肃的创作让小说留存了庄重的底色。
在此，严肃不等于规矩。青春小说最怕写“规矩”，一些老作家不敢写青春小说，就是怕自己过了那个年纪，写不出青春的质感，徒留老气横秋。周朝军写青春小说有他的优势，年纪不必说，另一个就是在社会里浸泡过，写东西不至于太书生。《九月火车》里遍是活蹦乱跳的句子，它们彰显出青年人的朝气。
小说有两条主线，分别以鹿鸣、剑鸣为主人物——第一条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第二条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等铺陈的小城青年成长史。一枚硬币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一个穿梭在师大校园、城市楼阁，一个逗留村镇，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货箱。环境的差异磨练了他们的性格。周剑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飞在天上的人”、“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而周鹿鸣则是一个脚踏土地的人，扎实、淳朴，但满怀了对生活的热望。
《九月火车》是一部成长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成长小说始终是一个热门题材。无论巴金的《家》、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甚至是千禧年后争议颇多的畅销小说《三重门》《小时代》等，他们都在呈现青年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生选择，反映他们和家庭、学校、朋友乃至社会浪潮的关系。在这些成长小说中，年轻人与长辈的碰撞、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从不缺席，不同的人物往往就象征了那个时代青年群体的不同风貌。《九月火车》里有“叛逆”少年，也有青年与长辈的冲突与和解。剑鸣就是这种经典青春叙事里的典型符号，他身处哲学系，爱听许巍的歌，组了个蓝莲花乐队，路见不平会仗义相助。剑鸣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代表，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与规训的体制发生摩擦，小说写到了剑鸣参与的几次“冲突”——当校方由于宿舍紧张把学生安排到远离学校的劣质宿舍时，周剑鸣向校长提出抗议，代价是五门课的不及格；当学校的小卖部人员打伤学生，周剑鸣参与的“蓝莲花乐队”朝校长头上泼墨，周剑鸣差点被“开除”；当室友胖三在实习期间受尽折磨，又是克扣工资又是被打。学生和校长联合起来，合力为胖三讨公道。在这三个案例中，第三个最值得琢磨。如果《九月火车》仅仅呈现剑鸣与校长的冲突，那它充其量只是停留于青年与长者、后生与权威的二元对立中，人物受到“作者的规范”，反而变得浅薄单调。但在第三起事件，周朝军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他把笔触伸出学校的同时也刻画了校长的老成周到。在这里，校长不再只是一个权威的符号，他的形象复杂**起来，而学生也不再只是偏激的反叛者，他们讲道理、会合作，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矛盾。在《九月火车》中，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校长、老师、学生，人性的丰富匀在纸上。
但这还不够，只有这些，《九月火车》只是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小说，只是讲了一个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存在的套路故事。只有将人物与特殊情境结合起来，让人物的起起伏伏与时代变迁挂钩，小说的特殊性才能出来。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穷小子苦追富家女的故事吗？不止于此，盖茨比出身于西部贫困家庭，流淌着少数族裔的血液，无论是家境还是种族，盖茨比（原名詹姆斯·盖兹）都是那个时代的“下等人”，但他却想重新追求跻身东部上流阶层的黛西。于是他才铤而走险，一边改名换姓，扮演“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一边贩卖私酒，赚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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