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火车读后感10篇(8)

  四

  通过小镇柳溪,周朝军写出了一个作家对于故乡的爱与悲悯。固守着理想主义的周剑鸣、周鹿鸣身上,那些纯净而坚韧的品质,并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拔高,而是作者对于时代崇高精神的注解与希冀。这种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对爱的信心。作者可以不爱这个社会,不爱任何其他人,但他爱故乡,爱故乡曾经的少年。这让我们想到雷平阳的那首《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这逐渐缩小的范围,也是周朝军理想的载体。他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泛、虚无的理想,而是面对亲人、朋友和过去的自己所滋生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心,是每个人身上曾有过的真实的、可以触**的梦——比如说大舅和水芬的爱情,比如说周剑鸣的音乐梦想和鹿鸣的写作梦想。这种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故乡人物的美化,构成了小说基本的审美基调,因而带有着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乡村的灵光带着梦幻和唯美,和浓厚的乌托邦情结,让每一个远在天边的游子,一想起故乡就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其实并不乏这种带有神性的灵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都会视故乡为某种精神信仰,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贾平凹。周朝军在小说中不自觉地写到渡口:

  初次来水县的人,一过河,就有了如梦似幻的感觉。青山绿水,竹筏子,摆渡人,对于见惯了灯红酒绿的人们,总有一种隔世之感,仿佛自己不是置身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东部乡村,而是到了某个上世纪初的南方小镇。

  但很快话锋一转,略带戏谑地写道:

  待见了镇里人,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开着小轿车走街串巷,或者拿着手机说着与河对岸并无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还是在原来的世界,心头诧异着,人口繁密的鲁南,偏偏就还藏着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呢!

  桃源还是那个桃源,但却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烟火气的边城。在这里也能看出周朝军这一代90后作家笔下的乡村,天然就具有了复杂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亲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知道事实上的乡村远不止于此。现代化这条必由之路,让乡村的神性与其世俗性逐渐剥离,“灵光”变成某种尴尬的存在,甚至逐渐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种对乌托邦的想象。

  显然,在《九月火车》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悖谬的对立机制。他的理想主义的范围缩小至身边熟悉的人,而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家族势力、工厂领导、工人、有后台的小卖部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加害者。乡村中的人情,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旷达,正如小说中所说,平时那些憨厚老实的工人们,因为厂长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鸣:

  在自身利益面前,这些农闲时强健的装卸工、农忙时粗粝的庄稼汉子,身体内隐匿的自私的小农意识,很快就抬头了。

  被现代化、工业化所染指的乡村,不仅有了手机、电动车、小汽车,也获得了与资本息息相关的逐利特性。乡村也得以实现“祛魅”的过程,向城市逐渐靠拢,其理想化的淳朴人性被世俗挤压,逐步走向了历史边缘。描述这种变化是有意义的,对周朝军这样一个年轻作家来说,体会这种变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带来的虚无感,是一种必要的历练。乡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经历的种种平凡、无趣、无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观照整个人生的立足点。随着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见的悲剧,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真正凸显了出来,那是一种哲学意味上的孤独,是必要的顺应,是无为的反抗。当然,作品的意义,也包括这种反抗的徒劳。

  关于乡村,关于乌托邦,关于现实,关于反抗,关于理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心目中的现实才是现实。詹姆斯·伍德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和小说家循环往复地攻击某种现实主义,为的是宣扬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在表达的技巧上,文学作品总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对于现实和理想的理解,始终是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而且很遗憾,很多人其实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地抨击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或者那些用自身经历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认为这是肤浅的理想,堕落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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