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风格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该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息，语言应该尽可能的去服务、去契合这种气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变换语言风格是必须的。另外，同一个作者，他在不同环境、不同心理状态下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较放松的，写作速度会很快，但是在广州，我很难沉下心来，往往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不管是放松还是焦灼，这些都会渗透到你当时所写作的作品中。再者，比如我前面和浩哥谈到的，比如音乐啊，或者你当时正巧阅读到的某部书籍的气息啊，这些也都会影响到你正在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风格是带有它的偶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明明构思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成了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决定一部作品气质的关键。所以，一个作者的风格无论如何改变，你总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气息的存在，这是肯定的。
第三：关于知识储备这个问题，如果扯开了谈，那应该是一部专论。简单的说，我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前的阅读是最可靠的，它构成一个人知识结构中最坚实、最基础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阅读，吸收得快，记忆稳固，往往能铭记一辈子。我成年以前的阅读确实比一般人要多，这么说吧，如果一本书以30万字计，我中学期间，每周能读两三本，周末的时候，一天能读一本。你可能要问，你不用上课吗？哈哈，我高中阶段还真是基本不上课。坐在课堂上，别人上课，我看小说，回到宿舍，别人睡觉，我打手电继续看小说。有时怕打扰别人，我躲在厕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觉。睡两三个钟头，到课堂上继续看。到了高三更疯狂，上课时间我直接爬到操场上的树上去看。这得感谢我的语文老师，是她对我的班主任说，“这个孩子你别管，他有他的目标。”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
管季：你在前言中所说，《九月火车》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小说中也还是写到了几对恋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几对恋人，无一例外地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读者给你开玩笑，问你是否有寡妇情节（好尴尬呀），比如小说中的水芬、陈丽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妇，这是巧合还是一种写作中的“无意识”？
周朝军：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这是揭短呢，哈哈。我不避讳，因为个人的身世原因，我对母爱有一种极度的渴望，这导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的被赋予了一些母性的光辉，几对恋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可以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说寡妇情节，我是没有的，这不过是男小女大设置中的一种偶然，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主比没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主年龄大，这很好理解。
管季：小说中周鹿鸣兄弟俩实际上是兄妹6人，小说中对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释下是为什么吗？另外，小说中“大舅”这个角色让我深深地感动，但是在小说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何安排的是大舅，请简单解释一下。
周朝军：这依旧是个人身世问题，我个人现实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个月大就被过继给了我的单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爱是什么，我小时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这些人疼我。
管季：这部小说完稿于2013年的西安，在你另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你说起过你在西安的生活，那一年你先后8次被老板开除，和前女友一起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我想问一下，窘迫的生活对你这部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朝军：三位老师真是默契，你们的好些问题都比较接近。前面谈过，写作时的环境和心境都会投射到作品中，2013年的我，只能用窘迫形容，我想不出别的词。这种窘迫投射到作品中，可能就是周鹿鸣那种坚韧的性格，可能就是“高干子弟爱上装卸工”这种带有**色彩的恋爱模式。这就好比有过劳改经历的张贤亮，他的小说中，男主总是在女主那里得到精神和肉体的救赎。有学者概括这叫“落难才子遇佳人”模式，古典小说中很常见，比如《李娃传》《红拂女》、《西厢记》，再比如《聊斋志异》中那些穷秀才与美丽的狐仙、鬼女的爱情。
管季：你对汶川地震的描写，让我想起了评论家杨庆祥对80后作出的一个评价，他说80后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发生，这个事件凝聚起整个这一代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读你的小说我就有这种感受，小说中那些不羁的年轻人，也都是80后，他们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开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应该刚刚成年，谈一下汶川地震对你和你的这部小说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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