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九月火车》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调和了全书过于激昂的理想主义情结。周鹿鸣作为双胞胎哥哥周剑鸣的另一面，低调而坚强。他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自己成为一名装卸工，出卖苦力，但从未停止思考，他将生产的经验写成论文，获得厂领导的赏识，但现实并没有眷顾这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他在拒绝了厂领导的离婚女儿的示爱之后，遭到了众人的排挤。失去工作之后，他与小姨水芬也被动地卷入了镇上钱、李两家人的官场争斗中，鹿鸣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撑他的是女友乔雅的赏识和鼓励，但在汶川地震数月后的一次余震中，乔雅也不幸遇难。周鹿鸣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们需要追溯到路遥的黄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鸣的精神依附。假如说周剑鸣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华中保留一个心灵的出口，那么周鹿鸣则是对哺育他的大地报以深情。尽管在小说的最后周鹿鸣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作家，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成名只是一个奋斗的附属品，奋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鸣是一个心中没有丑恶、没有自卑和不甘，对一切苦难泰然视之的底层人物形象。无论生活的面目如何狰狞，周鹿鸣始终没有迷失自我。在恶的环境中提炼出来的善意，总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层次，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原来90后作家也能写好底层，写好乡村。乡村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让50后一代恋恋不舍，也让90后作家周朝军把握住了即将逝去的乡村给人带来的最后一丝精神慰藉。
在对乡村人物的描写中，周朝军给当代文学贡献了两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水芬小姨，一个是大舅。周鹿鸣的性格受水芬的影响，她陪伴鹿鸣长大，相当于他的母亲。但这个美丽淳朴的女人，背负着“克夫”的诅咒，两任丈夫都相继暴毙，这尽管是发生在现代乡村，也仍旧是极为轰动的事件。不同于其它描写女性命运或者批判乡村落后观念的作品，《九月火车》并不直接抒发恨意，也没有设置直接的批判对象。首先，水芬的两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纯属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导致的。既没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没有主观的恨意，水芬的悲剧因而上升至某种哲学或者宗教层面的——众生皆苦。人生要面对无尽的偶然性，人在这种时刻充满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坚韧的植物，尽管被雨水冲刷，被风吹倒，却用根基牢牢抓紧大地。这让我们想起余华的《活着》，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运别无他法；也让我们想起萧红的《生死场》，人腐烂的肉身浸满了蛆，却也必须瞪大那枯槁的眼睛。这种挣扎的生命，受难的美学，就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乡村之魂。同样，鹿鸣的大舅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是“地主之后”，与相爱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给了别人，再也没回过柳溪镇。五十多年以后，她回来了，终生未婚的大舅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尽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窥见作者对于上一代人命运的深切思考。小说中另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轻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却被当权者掉包了高考试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身上的“地主成分”。让我惊讶的人是，历史的伤痕，仍在作者这个90后的记忆里延续着；他记忆着，言说着，不让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记。这种传承，显示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责任感，也让小说有了更为沉重的社会意义。而大舅这个人物形象，寥寥几笔足却刻画出了他的朴实和深情。身为弱者，在人生被摧残得一无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这既是乡村之魂，也是作为一个人最真实、最绚烂的生命绽放。
在苦难中抵达一种诗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给读者的深刻启示。借由周鹿鸣、水芬、大舅这些人物，周朝军得以在小说中建立一种“新乡村”形象。这里，既没有夸张的悲情，也没有尖锐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对存在意义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琐，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残酷，所有人都有着某种清醒的自觉，不轻易降低自己对于理想的标准。这比单纯为了批判而写底层，或者为了同情而为底层发声，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毕竟，现实中不是只有追求宝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谈着不负责任的恋爱，还有一种如周鹿鸣这样的人，真实存在着。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视，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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