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周刊》：都说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九月火车》也有这个特点，如何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周朝军：《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作品，书中很多情节直接嫁接自现实，但它始终是一部小说，虚构在其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酝酿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先是在小册子上列了几十个重要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试图用两条线将它们穿在一起，当情节与情节之间出现缝隙的时候，虚构就显现了。因为作品的基调在写作之初就已经奠定，所以现实中羼杂进来的虚构并不违和。我大概就是这么做的，至于如何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我没有想过，它不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青春文学？你的小说和一般意义的青春文学有何不同？
周朝军：在大众既已形成的认知中，青春文学特指通俗文学中书写青春题材，被25岁以下伪小资或者伪文青所追捧。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假设青春文学的概念成立，那肯定可以衍生出中年文学、老年文学的概念，按照这种划分，所有儿童视角的作品就应该集体命名为幼儿文学，比如《雾都孤儿》《汤姆索亚历险记》，比如《受戒》《透明的红萝卜》，这显然是荒唐的。
《九月火车》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但从我写作的出发点和读者的反馈来看，它依然属于严肃文学的范畴。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它的整体气质上。莫言即便到起点网开栏连载，也写不出《回到明朝当王爷》《和空姐一起合租的日子》这样的作品。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有着本质不同。
《齐鲁周刊》：小说设置了两条主线，以两兄弟的生活路径为线索。城市和乡村，带有《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孙少平的痕迹。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周朝军：我曾经极度痴迷路遥的作品，审美趣味也深受其影响，但坦白从宽地讲，两兄弟的安排与《平凡的世界》中两兄弟的设定没有关系。两兄弟的安排，原因有二。其一：我想知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会怎样，于是我把周鹿鸣、周剑鸣设定成了双胞胎兄弟，他们拥有一样的肉身，一样的童年、少年，不同的是他们18岁以后的生活，新的成长环境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二：如你所说，这是一个双主线故事，且是一个不能被一个人物同时结构的双主线故事，于是就有了这对兄弟。
《齐鲁周刊》：小说中的几位女性，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你的“女性观”是什么？
周朝军：曾有读者笑称我有“寡妇情结”，小说中水芬小姨是寡妇，姚雪然是寡妇，芳姐是寡妇，陈丽云是寡妇。当然这是巧合不是我的初衷。如果你了解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且足够细心，你应该能在小说中察觉到我恋母情结的投射。小说中的几对男女关系，基本都是男小女大的模式。这些女性除了姐姐的属性之外，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母性的光辉。为了这种情感关系得以成立，于是就有了“寡妇身份”的巧合，这很难说是一种悲剧色彩。当然赵水芬、乔雅显然是悲剧的，但这种悲剧感仅仅是情节的需要，乔雅如果不死，赵水芬和周鹿鸣的情感就没有出口，而赵水芬的丧夫不是悲剧意识在作祟，而是现实。人物原型比小说中还要悲惨，我让她在小说中少死了一次丈夫。
《齐鲁周刊》：几对爱情描写，给人一种恍惚感。放荡不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情感逻辑？
周朝军：我在小说前言中有过陈述，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爱情却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必须得承认，《九月火车》与《平凡的世界》一样，依然没有逃出“落难公子遇佳人”的古老模式，这其中的逻辑不过是我这样的农村苦孩子的一种美好想象，说得狠一点，就是一种**，是有悖于现实逻辑的，这与韩剧中灰姑娘VS高富帅的设定如出一辙。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小说中的诗，以及主人公的文学之路？好像有点俄罗斯套娃的感觉。
周朝军：这依旧是作者本人的一厢情愿，一个痴迷文学的农村苦孩子幻想着通过文字改变命运，且**能以此博得女性的青睐。
《齐鲁周刊》：小说中写到了汶川地震，并且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周朝军：我写汶川地震是比较刻意的，笔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扬青春，他们要成熟，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我要让读者看见他们的担当，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写了进来。当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1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谁都回避不了，必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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