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熊十力着力论证民主政治是《周官》之治的核心。虽然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力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这是《周官》经义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最关键的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治自下而上”，朝野百官以致地方群吏皆出于民选，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神要求；二是“秋官”掌邦法，小司寇可召集“全民会议”议大政，由此可见其具有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在政体上，《周官》经义中国家之组织为“联邦制”，至于政权组织形式，细考“地官篇”，大多数农民与各种职工互相联系，且“三年大比”选举代表，及“国有大故，得出席全国会议”，故熊先生论证《周官》之建国的理想实为“以农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国” 。
总之，熊十力以为一部《周官》发明“王道”，其全经宗旨，在于以政权属于人民，“革除旧社会不均之经济制度”，创立“民主政体”之新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完全化私为公”，使百姓“融己入群，会群为己”，“乃得尽所能，各足所需，以成大均、至均之治” 。这是熊十力的“儒家社会主义理想”，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称，此论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到追求均平理想的“经济革命”，再进行全面的“教化革命”，因为《周官》之社会主义，不唯改善人类之实际生活，而实际归本于提高人类之“灵性生活” 。这种理论阐释方法，让梁漱溟认为是随意比附，有失轻率。但其实梁漱溟并非不懂四十年的老友之意，其实两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汲取资源，以诠释社会主义新中国之理想，其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用力方向不同。
二、从“建国之路”到“理性之国”：梁漱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思考
“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一生思考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已在青年时“由佛入儒”得到了基本解决，然后他自称于中国问题已“用心数十年”，由思考“救国”而至“建国”问题。1950年1月梁漱溟进京后，毛泽东又让他陆续到山东、河南、东北参观访问，10月返京即写下《中国建国之路》一书，并把副标题拟为“讨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
梁漱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共的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领导形成了全国大局的统一稳定，这是建国的前提。而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国之所以能成功，更有另外两大贡献：
一是在增进社会关系上的贡献——引进了团体生活，以新的政治习惯代伦理旧组织，通过工会、生产互助社等组织，让工人和农民逐步走进了团体新生活，克服了中国旧社会中缺乏“集团生活”的缺点，这正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因此他对此给予高度赞誉，认为是中共“自身的成功”。而且梁漱溟自己还感受到，团体生活有民主和学习的风气，使得“人的生命将一面有着高度地彼此交融，一面又各自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更称这是“最理想的社会”、“最好的文化”。
另一大贡献则是“透出了人心”，在梁漱溟看来，一切革命党都负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其中更担负着给人心开新道路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 ，给中国人心开辟了一新道路，共产党具备“伟大忘我的精神，高强向上的意志”。
在梁漱溟看来，革命本来是事关厉害切身的“身”之事，在中国却变成“心”之事，中共有“大心大愿”，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让人心通透开去，都感到“自己的前途与公家的前途一致，自己并能够主宰地用力开拓这一前途，用一分力便得一分效果”。这是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强大和成功、而且不同于其他共产党的关键所在。
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批判之后，梁漱溟依然“匹夫不可夺志”，于1967到1970年文革期间完成了另外一部未曾发表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书稿中梁漱溟表示，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这也是中国所要走的道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再次谈到革命的“身”、“心”关系，并试图回答一个他认为十分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根基浅、力量弱的中国，何以今天竟然超越其他有根深力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担负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将有可能成为人类开出共产社会前途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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