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经纶》经典读后感10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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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与经纶》读后感(五):秩序与人心

  秩序与人心

  —— 梁漱溟、熊十力之争:建国后大陆新儒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阐释

  1961年,历经怀仁堂廷争风波之后的梁漱溟,本已归于沉寂,但在读毕老友熊十力建国后的系列著作后,竟提笔撰写《读熊著各书书后》的万字长文,感叹“当年的熊先生于今已不得而见”,极度表达对熊十力的不满,诘问“一个人何以竟然出现这样大倒退的变化?”他严厉地称熊氏“一度见性,却不自勉于学”,却“误用心思,一往不返,随年力之衰,而习气愈张,德慧不见也”,终至“杂乱无章、败征满纸”。一向谦和儒雅的梁漱溟,为何对有着四十年交谊的老友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两人同被视为新儒家的代表,其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接受、认知和诠释究竟有何异同?

  一、“社会主义民主国”:熊十力对《周官》思想的阐释思路

  1951年初,熊十力于受邀由广州北上进京后,曾写给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人的一封长函。这封长函后扩充为《论六经》,洋洋洒洒七万字有余。熊十力在信末称,希望董、林、郭三人“恳代陈毛公赐览”。写此长函因由,实出于毛泽东提出“评判接受”传统文化的思想方针,让心怀“中夏兴复之信念”的熊十力振奋不已。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2]。熊十力在这封长信写到,“共和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以余所知,其遥契于周官经者似不少。凡新故替代之际,新者必一面检过去之短而舍弃之,一面又必因过去之长而发挥光大之。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而毛公评判接受之训,无可易矣” 。此一长文尽道熊十力的心迹,需特别留意于他声称毛泽东思想“遥契于周官经者”,由此入手以解读熊氏深意。题为《论六经》,当是受到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感召,用以《周官》为代表的儒家经义诠释社会主义精神。

  熊十力作为具有思想原创性的新儒家,在他眼里,二千多年前的《周官》经书,究竟在何处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相契合?熊氏主要是从思想原则、经济制度、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阐释,他认为:

  第一,《周官》的主旨不外一“均”字,此与“阶级破除”之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相合。熊十力逐句解读《周官》首篇“天官冢宰”总起一段,释“惟王建国”则称,《周官》犹公羊春秋“三世”中的“升平世”之境,“王”乃虚君共和,旨在“发扬民主之治”。而《周官》之志,在于“平其不平而后怨恶消,而后经济问题解决”,实现“天下大同”。

  第二,《周官》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相符。特别是地官“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即土地归国有。熊十力认为今后的农村建设尤其应当取法《周官》,加强农村社会基层的生产组织。而已亡失的“冬官篇”,在熊氏眼中,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财与生财之道,其所主办之事业类似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生产部门,如工商合作社、国营工厂等,冬官的目的在于“富邦国、养万民、生百物,其生之养之富之,必合天下万国而为通力合作之度制” [5]。

  第三,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主义精神则体现在“地官篇”的“保息六法”,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前五条必须由“公家负责”,最后一条“安富”则为“保护私营”的原则,对促进社会繁荣大有裨益。

  第四,在文教、法治政策等方面,“春官掌邦礼、地官掌邦教、夏官整军、秋官崇法明刑”,学校教育分为“道”(人文)、“艺”(科学)两科,约之以礼,返躬实践,“寓法治于礼治之中”。

  第五,在社会组织原则方面,“平等”与“分职”是《周官》契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思想。平等即破除阶级,分职则是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发达进步。汉儒以《考工记》补入亡失的“冬官篇”,首段阐发了人类社会组织“平等”与“分职”的两大原则,熊十力确认其思想属《周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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