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经纶》经典读后感10篇(10)

十力认为的自由民主，就是消除人性的差异，让小民成为哲人，达到心性平等的自由，因而鼓励心性不高的人“心有所思，口有所议”而且不受束缚。这看上去是与儒家心学中 “振弱小余气”使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性不平等是相矛盾的。但十力运用“六经注我”的解经方式使得儒家心学的“知”可以为共和革命的“行”提供正当性进行了论证。“六经注我”即是用“我”的形而上学观念来解释六经。十力采用了“乐以道和”的说法，要解决的是心性不平等的矛盾，则用《乐记》中的心性形而上学，经文中言“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驿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向）方（道），可以观德矣”。这段经文就是基于心性的不平等而区分了“君子”“小人”“民”，只有君子才能“以道制欲”，而小人不能。十力解释到，这一段经文其实说的是人人都可以达到“以道制欲”的境界—— “道”即是在人起念时去抉择是否应当去做，在儒家心学即是“良知”，是每个人的“本性”，把“道”或“良知”变成了对人性的普遍规定，这样便勾销了君子与小人的心性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释迦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就消除了儒家心学对人自然上的心性差异的论述。十力一直强调“自由民主”，民主的前提是“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交畅无患”的自由，自由的前提是“无众庶与圣人之异”的平等，“如此则乐达矣”。

革命的目的在于使得国民 “自识其性”，实现其自由；革命依靠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种和谐的教化的方式，即十力所谓的“乐”。但现实政治生活中并非众庶都能做到像君子那样“以道制欲”，当智识不足而不能做到时，就必须采取强制手段。

（三）共和革命的方法论

“知行合一”的体现就是儒表法里，若说前三章讨论的是十力对儒家心学本身及儒家心学学何以能够成为“知”的构建，接下来自然要讨论“法里”，这是共和革命的方法论。

《有道与极权》篇讲十力与韩非的极权论。十力在《韩非子评论》中说道，封建专制的学说并非是封建专制君主制造出来的，而是“伪法家”韩非制造出来的。由此，十力就在抨击韩非的道路上一去不返了。十力评述了《难三》和《孤愤》中的几段文辞，他认为韩非的思想来源于道家和商鞅的法术论的结合，并非是法家正统，而是“法术家”；并且韩非崇尚操纵在君主手中的“法”和“术”，是“极权主义”的鼻祖，根本没有民主思想。

十力说韩非是“伪法”，不过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炮灰”，其实是为了要说明何为真“法”。首先，真正的“法家” 是讲“民主”、“民意”、“法制及维护人民自由等宪章”的，是针对君主，而非针对众庶的。其次，“法”和“术”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法”有如今天的成文法，官府编订，“法莫如显”，“术”则是君主用来统御群臣的，“术不欲见”。也就是说儒家的“法”并不同于法家的“法”，法家的“法”是没有自由民主思想的集权之法；而儒家的“法”是自由民主之法，是“圣人之法”，是用来规导天下众庶的，进而达致自由平等的大同世，因而也需要极权来强制那些不愿走向自由民主大同世的庶众。此外，十力认为人民是有“思想”的，所以《春秋》这部自由民主之法是为了人民的，而十力指责韩非是“禁锢人民思想”的，是针对人民的。十力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小枫的反对，刘小枫认为韩非更切合社会事实的，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必要去搞哲学，韩非是要禁止儒墨之士而使得人民成为有思想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要禁止儒墨之士引导人民皆有“出位之思”，去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然而十力还是主张“尚力”，认为任何政治都需要强权，但关键是看强权所服务的目的，“无道者尚力叫做行暴政，有道者尚力叫做致太平”。“有道”才能导向真民主，那么是否能够以法术来求“有道”呢？看欧洲历史，没有不经革命而立的自由民主，所有的革命非“法术”而不能建。所以，十力就开始为韩非的“极权术“正名了。他凭靠心性形而上学，将“极权主义”的“术”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其含义就是倡导“藏而不显”的某种主义，这与儒家的“引而不发”“欲人求自得”是一致的，十力免除了韩非极权之术道义上的负担。而韩非的“术”既具有极权性质，又有“致广大极深微”的形而上学性质，因此非一般人可用，为了避免暴政，必须由带领天下人走向自由民主的圣人来使用。韩非提出了对这个圣人的诸多要求，并且将道家的“道论”与其君权论融合在一起，“因天道，究物理”。总的来说，十力已经让“君不同于群臣”的极权论获得“正名”，儒家圣人只要“有道”就可以“极权”，进而从本体论上为自由民主圣人极权或独裁寻得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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