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十力列出孟子与韩非，说明“知几”与“迎几”缺一不可：孟子只知道在当时，民主的思想应该被实现，而阶级统治应当被废除，但他并未将其思想发挥为民主自由运动，此为“知几”而不知“迎几”；而韩非甚至不懂“知几”，以为民智不足以产生“群变”。十力似乎在暗示以上二位均不可称其为“圣人”。无论如何，十力都认为，为了使圣人能够更好地顺应天下之势，必须懂得自由民主人性论，而这就需要一部具有先宪法性质的自由民主根本大法。此所谓“自由民主根本大法”，在十力看来，不必取诸海外，而千年前的《周官》中早已讲明现代西方启蒙思想所讲的东西。
于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十力开始有如解释一部宪法一般解释《周官》，阐述了《周官》中的大旨与微言。首先，《周官》的大旨在一个“均”字。此一字的内涵到底是平均？教化？还是治理？十力从两个方面给出了解答。一则，“向无字处寻觅”后，十力发现，《大易》中“天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一句体现了形而上学的道理——万物生而为万物，由自然之运所造，自知“不均”而无心“成化”，而圣人由于懂得“知几”和“迎几”，因“忧其不均”，而代替“天道”来培育万物、教化万物，这是为了弥补自然的缺憾，这是一种“人道”，是为“义”之所在。二则，《周官》的起首句中“佐王均邦国”一句也体现了“均”的含义——“王”一者为走向太平世的“王道”，二者为走向天下为公的“王者”，皆表达了对由升平世走向太平世的强烈向往。因而，《周官》的大旨就是“自由民主”——“周礼首言建国，其国家之组织，只欲其成为一文化团体”。理解这一大旨的要点在于：“群龙无首，天下为公”是中国式自由民主的根本义，太平世要求全球大同，即全人类皆要有圣人之行，而圣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即全人类天人合一，因而《周官》大旨所言要建立的“文化团体”就是“天人共和国”。之后，十力依照自己对《周官》大旨的阐发，构建了一部自由民主宪法。这部“宪法”论及两大问题——经济与教育。首先，建设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得人们“免于资生所累”，只有经济发达才能使科技文艺发达。其次，建设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十力看来，就是社会主义。按照十力的解读，《周官》中言之凿凿包含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诸如计划经济、改造农业、平均、控制私营经济，诸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之类的内容。总之，为了实现“均”必须搞经济革命。而解决经济制度的问题并非为了经济生活本身，而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精神，“德化”人民生活是中国或儒家式民主圣人的独道使命。因而在经济革命之后必须进行“正知正行”的教化革命，即推行“民主政治”思想，因而教化革命就不仅仅是有关人们的灵性生活问题，而更是政治革命问题了。行“民主之治”主要在于选举制度和教化制度的建设：必须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使得百家群吏“皆由人民选举”；保证“选贤”是选举制度的关键，这就需要以普遍教化为前提，推行教化制度。首先教化必须靠“法”的强制规范来推行，这个强制性的“法”源于人的本性。其次教化必须由一位先知先觉的圣人来发起，圣人教化看起来是一种独裁和束缚，但由于其目的在于使得民众有朝一日不被束缚而恢复灵性生活，脱离过去封建统治者用以蒙蔽众人的风俗和规定，因而圣人教化本身就具有民主性质。再则，教化的宪政式设计在于社会之教和学校之教：社会之教类似于善待父母兄弟、睦邻友好、勇于承担公职、急于救助弱小之类的社会教化，但这并非传统礼教的等级守旧，而在于培养人们的心学修养。有了良好的修养则进入学校之教，因为仅靠社会之教还无法建成一个“文化团体”国家，只有学校才能培育圣人，才能发起正知正行的教化革命；学校之教的重点在于“好学”，要教会“圣人候选人”们学习科学知识和儒佛道三家哲学，这是建立“文化共和国”的基础。不得不提，若按熊十力对民主圣人的要求来看，十力真不失为一个即“知几”又“迎几”的民主圣人。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通过重申十力的自由民主形而上学要义，使我们得见实现“天人共和国”的方法。“故为治之道，必使民毋失其性；欲民毋失其性，即莫如兴礼乐；礼乐达于天下，而后天下之人乃有以陶情於正、毋害其性，此治道之极则也。……敦分而各足，玄同以合爱，是《春秋》太平大同之盛轨也。”自由民主乃“治道之极致”，通过兴礼乐使人们不失其性而正情正性；如果人人都能“学道”而为仁者，而“仁者己欲立而立人”，这么说来所有的具有心性形而上学的智识人在“立己”时都能去“立人”，则“天下之人人乃有以陶情於正、毋害其性”，那么所谓“天人共和国”岂不可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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