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颠覆天下篇》的把握主要在于理解何谓“颠覆”？何谓“天下篇”？
天下篇即为《庄子•天下篇》，十力在《论六经》中对六经的全部论述都以文中著名的六经概说为引导和依据。首先对《庄子•天下篇》做一个主要的梳理。
《天下篇》开篇第一句——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研究治理天下的方法的人有很多，皆自以为得古圣王之道。然而只有古时所存才可称之为道术，而今言论皆为方术，古今学术品质的差异就体现在道术与方术的差异；只有具备“神”、“明”、“圣”、“王”四种品质的才可称其为道术，而且道术皆出自于“一”这个最高的“在”。
接下来，《天下篇》中列举了天下人的七种灵魂类型。首先，上四品——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若说其中神人、至人、圣人各对应于道术的“神”、“明”、“圣”，而“不离于宗”的天人则对应于道术的源头“一”。那么道术中的“王”无一种人可以与之对应，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由此可见，道术只存在于上四品之中。其次，下三品——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可见，下三品不可称其为“人”，分别为君子、百官、民，君子必须依凭圣人所作的“仁、义、礼、乐”而生活，而百官不仅要依凭“法、名、参、稽”的严格考核制度生活，还有严格的等级序列。而处于最末等的民人，不仅要依“事、食、蕃、畜”而活，还要关心老弱孤寡。儒家讲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因而在下三等的关系中，并不是意味着每一层级都是单独的，而应该理解为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君子和百官在依照民人的要求生活的同时，还应按照“仁义礼乐”和“法名参稽”而活。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在于，民人是否应模仿君子，也依“仁义礼乐”为生？作者列举了《孟子•告天下》和《荀子•性恶》中的例子：孟子认为，食色与礼是无法放在一起比较孰轻孰重的，“食色性也”是自然权利，而人的生活方式还应当受到礼的规范；普通民人在从事“事食蕃畜”等生活所依之时确要受到仁义礼乐和法名的规范和约束，但没必要强制性地改造他们，使人人成为君子。荀子认为，常人（民人）要像禹（圣人）一样受到仁义礼乐的规范，并且应当通过政治教育使常人自觉养成符合仁义法正的习性，但常人可以为禹并不意味着常人必然要为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天下七品之中，圣人是最为特殊的存在——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古之人其备乎！圣人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圣人处于连接上三品和下三品的为主，可谓“上通天，下接地”，圣人之上有道术，之下无道术。其次，圣人创作了规范下三品的生存凭据和规则，君子、百官、民生存所依的“仁义礼乐”、“法名参稽”和“事食蕃畜”皆为圣人所作。这么一来，君子、百官、民的生活实际上受圣人的支配，他们当称圣人为“王”，至此，之前所留存的疑问得解——道术中的“王”存在于圣人之中，亦即是说，圣人兼备了“圣”和“王”双重属性。因而，对圣人的要求也就是最严格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圣人为圣，需行道术，而圣人为王，则需行王者之术，此即为“内圣外王”。
将天下人分为七等之后，《天下篇》开始谈及《六经》——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显然，《天下篇》认为圣人外王的道术皆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的作用就在于为圣人培育君子，那么六经之序也应为一个君子养成的顺序。首先培育君子自《诗经》开始，圣人通过诗经向有志成为君子的少年展示何为“志”，少年通过学习《诗经》，若有此“志”成为君子，则可以继续学习；而后学习“道事”、“道行”、“道和”的《书》、《礼》、《乐》，储存作为礼法之国民必备的政治素质。完成《诗》、《书》、《礼》、《乐》的学习就算是完成了人人皆应会通的初级教育，但有志成为君子者还应继续学习圣人“生礼义而起法度”的依据——《易》和《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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