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虽未入史语所，但其在民国浓厚的历史学风影响下，加之自己的才学，取得学术上的进步也在情理之中。陈氏《中国近代史〉于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商务在王雲五的经营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陈氏的这本书由商务来出，可见商务的眼光不俗。全书分上下两册，目次如下：
上卷
第一篇：鸦片战前之中国第二篇：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第三篇：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第四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第五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续前）第六篇：内政外交第七篇：内政外交（续前）第八篇：中日交涉第九篇：战后中国之危机
下卷第十篇：变法运动第十一篇：义和团之扰乱第十二篇：义和团之扰乱（续前）第十三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第十四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第十五篇：政治社会情状第十六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第十八篇：结论（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第十九篇：史料评论
全书各篇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交涉、义和团之扰乱和辛亥革命笔者论之颇详，这些论述均以大量的史料作后盾，论述很能服人
。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对道光、林则徐、琦善等人的举止并不十分苛责，因为英国东进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绝对自信，变化突然到来，让他们一下子顺应这样的变化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英人通过正常贸易不能从中国获利，竟然运来鸦片这种有损人类健康的物品赚钱，从道义上说，英国是有负于中国的。
但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在对外交涉当中的表现就让人有些费解了。他们用令人惊讶的固执处理对外纠纷，而且会将这样的固执坚持60年之久，直到八国联边打进北京，才彻底服软了。从1900年起，中国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几乎国将不国了。这就是处事固执来带的严重后果。
清政府的60年固执当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据陈氏在书中介绍，《中英南京签约》规定，12年之后修约。1854年，修约的时间到了，清政府告诉英人，修约事需先与两广总督商办。中国的不幸在于那时的两广总督是顽固透顶的叶名琛。你可以讨厌外国人，但是身为封疆大吏，做事总应有一些政治手腕，将危机慢慢化于无形，如不能作到这一点，也可以在缓解危机上做些事情。但叶氏极端顽固，对外人请求见面的要求一律拒绝，使修约一再延后。
1856年，亚罗号事件起，清军捕去亚罗号上的12名船员，当时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为巴夏礼（Harry S. Parkes)，也是一个遇事不依不饶的人。坚决要求**全部船员，政府不允，英舰炮击广州。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后来英军攻入广州，活捉了叶名琛，将他送往印度之加尔各答，他最后死在那里。其实，按官方的标准，叶名琛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是坚决的左派，但是由于他处事不周，致使事态扩大，对中华民族造成重大伤害，连官方史书也不好意思把他抬出来表扬一下。由于叶名琛处理不当而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两大难以挽回的损失：一、俄史伊格那切耶夫借口为中国出面调停，暗地里趁中国内乱，让沙俄罗斯出兵东北，通过《爱晖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圆明园文物流失海外，遭拍卖的新闻，读之令人心痛，叶名琛真死有余辜也！
更为可气的事，我们在大学的历史教材中，这些事件都能看到，就看就不到叶名琛的责任何在。教材里的基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百分之百是外国人的错，我们一点儿错没有，从陈氏的论述来看，这样的说法是站不脚的。侵略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儿，问题是被侵略的国家如何有效地应对侵略，如果都像叶名琛这样处理对外危机，中国不知要亡国多少次了。
太平天国作者也给予相当的注意，以两篇章来加以论述。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洪氏1851年金田起兵，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13年始平，这十三年中，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处在一种分裂状态。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据陈氏估计，非正常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人民所受之痛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陈氏在书中列举了时人写的诗句，有的读之不禁让人落泪，如《娘煮草》：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哭。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胡不生长太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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