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一部分西迁四川成都，一部分撤往皖南。陈恭禄只身先赴皖南。第二年夏天，又历尽艰险，前往金陵大学本部。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亡，陈恭禄在课堂上借讲祖国历史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战极其艰难时期，尽管资料缺乏，生活艰苦，他仍视学术为生命，坚持在史海里游弋，并在这一时期收获了他一生的学术丰收期。1946年夏他返回南京，仍在金陵大学任教，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陈恭禄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加入了九三学社，曾被选为南京市第二、第三界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1951年，他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66年逝世。建国后，他努力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讲授历史。他发扬了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的学风，又注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深得好评。1956年他发表了《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一文，公开修正过去对近代史的错误观点。在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他的旧著《中国近代史》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客观主义的典型被批判。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献身于学术。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他晚年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史料学，1963年底撰写成《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但这本书直到他逝世16年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恭禄作为一个学者，不管时代如何巨变，一生献身于历史学，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个以真理追求为志向的学者，他敢于坚持真理。“1964年秋天，戚本禹别有用心的借评价李秀成为名，围剿剪伯赞、罗尔纲等一批著名史学家，陈恭禄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举行的一次李秀成评价讨论会上，公开支持当时遭到批判的同志，对李秀成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十分尖锐的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既没有资料又没有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话，评分就不得及格”[][9]。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尊重和维护史学的独立品格的铮铮铁骨！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始终与祖国共患难，并在维护史学的真实性前提下力争写出“信史”，为国家服务。在他一生中，学术与祖国，对他来说都是一样重要。因此，他是一个爱国的史学家，这一点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0]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成因，陈恭禄在该书的自序中交代：因为自小对历史故事感兴趣，后上中学、大学，知道中国人历史知识浅陋，“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社会，运用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率为之减低。不幸迨今近代中国史之著作，仍在失望之中，近代史之著作，久为国内知识界的需要”，“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实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的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11]。

关于本书的写作经过，陈恭禄说：“民国15年，著者萌有著作之志愿，曾以人事环境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17年于金大担任教职，知其需要之殷，勉励进行”[][12]。到1934年前后，历10年之久，终于写成了一部近60万字的巨著《中国近代史》，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不久再版。全书共19篇，条理清楚，资料丰富，所以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社会、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迹，制度之巨变，生活情状之改异，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13]。因此作以独立历史时期叙述，不仅较便利，而且有重要意义。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深愿赞助读者明了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之趋势，社会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14]。显然作者的目的与传统史学一样，也是为了垂鉴后世。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陈恭禄认为传统历史编著方法，既失其真，又不能让人“明了整个社会情状”，所以他提出：“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始材料，及时人之记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位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其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形势之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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