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 陈恭禄具有很强的社会精英意识，虽然他也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却看不起民众，在书中他多次称民众为愚民，说“愚蠢者原无判断之知识，比较之能力，而为风俗、礼教所束缚”[][39]。他称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广东三元里之聚众，后经文人之浮夸，流传民间，使人信民力可恃”[][40]。在他眼里，农民无知无识，不可能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扮演积极角色，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都是持否定态度。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爆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众生计困难；三是由于会匪之不安。他称太平军初期的参加人员“多为民不畏死之无赖，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匪”。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所以，过于理想难以实现，“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20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多而取之则非事理评，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确之统计，而时实不可得”。敬拜上帝对于中国文化“摧残破坏，不遗余力”，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攻扰17省，历时17年，始行消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41]。对于义和团更是大加否定，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由于义和团“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匪徒，甚至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雪国耻，才造成战端”。所以他认为“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所以失败是固在料中，惜“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42]。他对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人，例如：荣禄，称之为“于此残忍仇杀暴民专制之中，勇敢直言生死于度外者”[][43]。
晚清改革 对于晚清的内政改革，陈恭禄用了两章进行论述。总体来说，评价不高。他探讨了晚清新政收效甚低的原因，用来供后人借鉴。关于洋务运动，他认为本来在大乱之后，“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加之朝臣普遍识见浅陋，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间或有一两个有远见明了外情之臣，如李鸿章之辈，却又碍于言官之诋毁而无所作为；在外交上，由于皇帝“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让步”。因此，对外交涉屡屡失败，所以他总结这一时期政治：“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人民于离乱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44]。对于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他认为“初与期内，政府采行改革之计划，虽或令人失望，而固视前大有进步，改革范围且太广大，绝非一二年内所能成功，惜其为时太晚，觉悟太迟”[][45]。尽管他对晚清新政评价不高，但因为它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陈恭禄仍然给予高度重视。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对近代中国的两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陈恭禄在书中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关于戊戌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之觉悟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变法改革的举措，“均切中国之利弊，多为国内急切需要”，但“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时状，求治太急”，导致失败，但在变法失败后，“英使窦尔纳救康有为脱险，粤商发电道谢，经元善等谋救圣躬，足以代表觉悟绅商之意见”[][46]。由于清政府镇压了参加变法之士，致使变法之人或死或逃或隐居山林，“其人类多忠勇之士，竟不能服务于本国，而实政治上重大之损失”，“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灭亡也”[][47]。关于辛亥革命，他认为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败，青年志士“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所以，决定推翻清政府。1911年，在铁路风潮中，清政府独断专行“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又“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全受环境之支配，终致灭亡。“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但是，革命虽然以改革政治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诡谋阴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甚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名辞，其真价值在其代表实际，以及人民所想之幸福为断”，“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48]。辛亥革命之所以“尚未有著成效者，主要原因只用二。一，专制之毒太深，国人初未努力，利用事机监督政府；二，共和仿自外国，人民多不了解，不知切实运用之方法，政客军阀反而借以号召”，所以“清帝逊位而后政治上之问题益多，迄今盖试验期类也”[][49]。陈恭禄对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非常同情，但又感叹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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