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陈恭禄认为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山东交涉失败,他认为“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执政者不为国家所设想,贪图一时之利,卖国或非本心,误国之罪,其何能辞!”[][50],“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51]。因此,陈恭禄从社会近代政治演变来看,对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评价不高,但承认它的思想启蒙意义。
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组织,而且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作为讨论刚刚发生的历史的著作,陈恭禄不敢也不愿替共产党张目。陈恭禄的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对共产党的革命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走西方国家之路,同时,他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评价。他书中的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在出版前遭到国民党审查机构的删改,有些观点不一定是陈恭禄的,但总体来说他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五卅运动“外人以反英为仇外运动,由共产党主持。共产党之活动,吾人今不可讳,苏俄各地捐款接济罢工,第三国际势力谋利用事机驱逐英国势力出于中国,均属信而有征,此乃一方面而言;中国久受列强之**,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爱国思想之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52]。他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之社会”[][53]。他称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事变为清党,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是“共产党于广州暴动,利用大军出战故也,联合军队、土匪2000人并得俄副领事协助,纵火劫掠广州繁华之街市,焚毁殆尽,军队奉命回援占领广州,大杀暴徒,死者约2000余人”[][54]。他称蒋介石剿共为“剿匪”,认为“剿平匪患将为时间问题”[][55]。
通观陈恭禄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是非常失望的,他描写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中国造成军人掌握政权局面,“中国政治实状,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无一定标准,多其亲左同乡,其受委任者非由于政府之选择,乃受私人之引荐,忠于私人远过于政府,此为造成私党养成军阀之一要因”,“北伐之意革命军死者五万余名,伤残者约逾万人,合拒战方面死伤计之盖逾十数万人。所得之结果如此,能不痛苦耶?”,最后他借梁济之言:“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败坏之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各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腆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丝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陈恭禄对于当时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内政方面,“今日政治上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历史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倾向于逐渐改革,凡有选举权者,皆善使用,不为他人利用,庶使民众知其与政治关系,而政府力量即为民众力量”,“维持治安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当以全力剿平匪患”[][57];“领袖人物互相谅解,政治不以兵力为解决之途径,而能大事裁兵,减轻人民负担;政治采取商业之原理,裁去駢枝,汰减冗员,组织机构,趋于简单,人员各有所事,政费大可减省;发展生产事业,以军政费之一部分移作实业之建设经费,增加人民富力”[][58]。在外交上,“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非一人一事之咎”,不能“徒逞一时之意气”,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外交问题解决,主要依托于内政解决,而政治问题解决关键在于“了解环境,认清事业,并能以诚挚之态度,光明之手段解决”,领袖人物,英杰之士、士大夫阶级应该肩负起责任来,这样中国政治才能走上常轨,中国复兴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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