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的演变呢？陈恭禄认为原因有：“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之口实，造成现实国际间之局势；内则政治上积弊深固，改革都为名辞，形式上之更改，政府反为虐民榨取之机关。民间生产事业向不发达，人民多度牛马生活，而士大夫往往运用其弱点，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国内问题已由于生产事业之不发达，人浮于事，钻营奔走，无所不用其极。一则知识浅陋，无由认识新时代之问题，而有彻底之改革”[][31]。陈恭禄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不成功的原因时，多次提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调。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士大夫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应该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起前导作用，但“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于此50来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恃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之异同之点，审查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能及，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狭，对外知识之幼稚，而古今形势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我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期战胜，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32]。批评士大夫唱高调，在书中多次提到：“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尝亲临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定之报告，以之理论，则远去事实……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图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33]。
陈恭禄对士大夫虚骄误国的批判，这种做法自清末就不断有人提出过。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批评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多次撰文，反对在对日本问题上唱高调，主张利用国际舞台缓和中日矛盾，在国际生活中寻求出路。陈恭禄也持这种看法，他认为：“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绝非一人之事之咎”[][34]。这种观点也影响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认为琦善与英国签定条约“其见解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郭嵩焘在英法联军侵华时，主张议和，“其见解远出于时人之上”；甲午之战，“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屈辱，签定条约，何可原非？”[][35]。陈恭禄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走向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有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利用一切和平时机，谋发展，才是中国富强之道。为此，就必须尽量避免战争，利用国际关系，去赢得和平，在国际生活中，谋求中国的出路，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成功演变。
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影响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这种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鸦片战争 陈恭禄认为鸦片战争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社会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中英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源自于中英国两国误会：“中外政教之悬殊，夷夏之别太严”。英国要求通商与平等往来，但“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视英国为藩属之国，视为蛮夷，拒绝平等往来，因此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言之，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战争失败，“证明了清代政治上、军备上积弊，非留心外事，彻底改革实无国强之道”[][36]。对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认为虽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五口开放之后，贸易机会之大增，外商教士来华者日多”，“交通益变，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生存矣！”[][37]。从总体上看，他对鸦片战争的评价是正面的，从对整个事件的评价来说，他更多的强调中国自身的责任和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他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机会，是走向世界的良机，是实现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只是由于中国上下不觉悟，不幸“荒谬、刚愎之思想依然存在，华人不知外国情状，妄自尊大之成见，毫未出去”[][38]，致使内政与战前没有什么实质改变，外交上也丧失了主动时机，给外国人留下口实，使中国的外交形势越来越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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