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就是20世纪30-40年代，一位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作为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试图超然于任何党派，站在学者的立场客观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但是现实的中国条件和主观因素使他又对中国政治抱有一种强烈的干预态度。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学者，他以他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学术来影响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主观上他不傍依于任何党派，在客观上他的观点和立场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陈恭禄（1900-1966年），江苏丹徒人。青少年时，他经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高潮走向低落的过程，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的动荡变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见证人。作为历史参与者的所见所闻，为他后来书写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打下了主观基础。军阀混战的现实，政党纷争的局面，在他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看见了在社会动乱之中民众的悲惨命运。这种政治局面使他后来对党派政治极度厌恶，却又抱有改变现实政治的愿望，养成了从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将国家治乱兴衰作为历史的主干去记录历史变迁的习惯，客观地记录下政治演变的历史，就成为“吾人欲明了已往之迹、现实所出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5]。他认为“一国之现状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的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占主要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6]。
1921年，在美国教会举办的扬州中学打下良好英语基础的陈恭禄，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化学系。入学后，鉴于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所以他想以科学救农民，因此又转学农科。经过一段时间后，发觉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历史，又转入历史学系学习。从此，献身历史学就成为他一生的职业和实现自己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史学是他观察现实政治的窗口，也成为他报效社会的工具。作为一名具有经世倾向的学者，他继承了传统史学“资治”、“垂鉴”和修当代史的传统。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时，陈恭禄在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辅导下，研习史学，并开始搜集中外史料，准备撰述中国近代史。贝德士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反人道的屠夫罪行。作为陈恭禄的老师和后来的朋友、同事，对陈恭禄一生为人和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初版的扉页上，就赫然写着“献给贝德士：我的先生，朋友和前同事”。
陈恭禄在读大学时，深感国内缺乏日本史的教学参考书籍，所以撰写了《日本全史》，192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随后，又感到国内尚没有一本比较完善的印度史教材，又写了《印度通史大纲》，由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两本书填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教学参考书的空白，因此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尤其是《日本全史》更是畅销。在撰写亚洲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他深受日本和印度对西方侵略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展现出不同的命运这一历史的影响。陈恭禄深感西方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之大，认为面对西方的侵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近代中国面临近代实用科学大进，世界交通日趋便利导致的国际政治、商业关系大为密切的新时代，却因顽固保守，使得“政治家不能识其所处的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导致民族衰败[][7]。
1928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陈恭禄为历史系助教。陈恭禄讲授当时列为文学院学生必修的科目—中国近百年史。当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二为一。他在讲授中国近百年史时，参阅了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名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颇多。他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学者著作亦关于外交者，颇有价值，摩士之《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颇负盛名”[][8]。陈恭禄后来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受这本著作影响很大。他还讲授了中国通史课，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了解很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认识透彻。从1928年开始，除了有三年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史外，直到1949年，他一直在金陵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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