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王国维之间的异同
在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上，傅斯年和王国维的学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很少人注意到，傅斯年在确定史语所的研究方法上，其实也可能和王国维的观点有一些内在的联系。王国维在进入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之后，他的讲义（后来出版时名为《古史新证》）中就提到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中“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强调了地下的新材料对建立史学的作用。而傅斯年无疑是变王国维的“幸于……”为主动去寻找证据，进而重建历史。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
之所以，傅斯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恐怕是在经历了与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的接触后，他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与其步他人后尘，不如以更大的气魄以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新的局面。但以史语所这样的机构来说，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外出采集等行为无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这个缘故，傅斯年不得不依附于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也就束缚住了傅斯年的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三、来自陈寅恪的影响
傅斯年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打算攻读硕士学位，但后改变了初衷，不再致力于取得行为以至于让胡适非常失望。这里的缘由，恐怕是受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在欧洲求学多年，最后也没有取得一个学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陈先生的做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行为背后对“君子不器”的追求！西方的学位大多属于专门之学，而非博通之学，所以与其拿的一个学位受到一定师承的限制，不如博览各家取其精华，以便融汇贯通自称一派。陈先生的这种思想，无疑对傅斯年与青年时代即为学生领袖的广阔视野相契合。也就是说，傅斯年在于陈寅恪的交往中，无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髓，这也为后来傅斯年重新接受传统文化的价值埋下了种子。
他晚年否定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一方面得益于他离开了封闭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实际社会活动的经历，另一方面恐怕也得益于他旧学功底。而后者为他提供了对传统文化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更有优势。
纵观傅斯年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到，那一代学人对振兴国家的热诚，然而因为在热诚的背后缺乏了一些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枉走了许多的道路，而这个过程也在稍后的殷海光的经历中有所体现。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六)：“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的傅斯年
学者王汎森做傅斯年研究，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其研究资料中不仅包括各类的傅斯年著作，还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四千多件傅斯年档案，其中有大量的书信、笔记、批注、未刊稿等。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固然须耗费极大精力，但若有眼光，所获取是与付出成正比的。如王汎森对傅斯年在古史辨运动中从疑古到重建的思想转型一直有所猜测，但从傅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不大看得清晰，直到从其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傅斯年用极潦草的字体写的一篇讥讽顾颉刚的小说，才认定这一脉络。而王汎森对有价值的材料的运用，是与其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观念相配合的，这也造就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的独有价值。
傅斯年是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人物，其思想的“一团矛盾”为人所熟知。他写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发刊词，用的却是文言，固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也难免有新瓶与旧酒之间的**；他来自传统家庭，却真诚地呼吁旧有的家庭体制对青年有害。年轻的傅斯年痛苦地发现：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王汎森引用美国一位评论者的评论，说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
在学术研究上，傅斯年选择实证的客观方法论显然反应了他意图重建规范的努力，这与传统学术的务虚重心性背道而驰。如傅斯年的古史研究，有一前人所未及的主张，即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他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以此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源论。傅斯年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视及收集材料的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风靡，其影响至今也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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