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仅一个“历史学家”四字，后面就似乎不可避免地跟着很多头衔、标签。我无意于在此堆砌其履历，只涉及与本书相关的两点：一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把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作为其研究对象，作为史语所的一员，一个重要的优势恐怕就是史料。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史语所包括五大箱四千多件的“傅档”，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写有批注的藏书、往来信函，这无疑使这本书相比其它有关傅斯年的著作更为真实、深刻。而撰写时尚为史语所后辈的他，面对所内前辈认为“不可侵犯”的傅斯年，自然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促使他摆正自己的心态，“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 ，经心而又客观。同时，这本书是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时的博士论文。这就让它“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之类的” ，以“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 的态度更具学术意义。用英文写就、符合英美学术规则使按照英文著述体例、“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 的本书，每个章节都极为紧凑，相互有所关联，又可独立发展成篇。
大致了解了作者、书的基本状况之后就是对其中内容的介绍与感受。
翻过书的最后一页，封底恰是傅斯年的一段话“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p186) 粗粗读过，心下觉得何其无奈；仔细想想，傅斯年的一生真的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矛盾中挣扎度过的。又或者说，这恰恰是王汎森的独到之处：用爬梳遗文得到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矛盾，让我们更容易得到一个明晰的傅斯年。
激进的五四青年，这是傅斯年甫一登上历史舞台的形象。其初入北大时，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高潮，袁世凯、张勋“你方唱罢我登场”。蔡元培初掌北大，新的思想不断涌入。面对内忧外患、**动荡的局面，自小生活在封闭保守环境，而今又逐渐成长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不可能无动于衷。旧的传统似乎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感到厌倦并失望透顶的他，用“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中国人实际上一点‘生活’都没有。” (p47)这样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时代的焦灼感**着他，他急切地渴望全盘变革，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又反感“要来时挡不住，要去时留不住”的“流行病症候群”式的肤浅改造 ，认为要一点一滴从人心改起。在新文化运动渐次展开时，他强烈地诋毁中国传统，甚至主张“创造新的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系统，以拼音文字摧毁中国传统文学，然后建立新的文学。” 正如王汎森“新瓶旧酒”的精妙比喻。六岁就开始在祖父监督下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傅斯年如何能做到决绝至此？与胡适谈到的“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p58) 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坦诚。在这里，面对当时及现在人认为其思想过激的评论，我不得不插一句，即在当时旧思想一片混乱，新思想刚刚诞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出大力尚会抵消过半，况乎小力？傅斯年的“过激”似乎也无可厚非。
带着这些矛盾和学习西方以救国的热切期望，傅斯年留学欧洲。再回国，一个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形象已初见端倪。
中日矛盾不断激化，渴望建立一个与国外对话的学术世界的傅斯年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或历史哲学，只有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描述历史。然而，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资料与国联调查团，傅斯年拿出了《东北史纲》。他越过了对政治与价值判断的疏离，而这本书也因为浮泛、不重视日方证据等过失受人诟病。这不过是此时期实证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表现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光大民族往昔与文化反传统主义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声称自己爱国的同时又诋毁祖国传统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这些舆论中，傅斯年在一些场合赞美民族往昔以唤起爱国情感，却又从不把它们写成演讲稿。这恐怕是他固执地相信“反传统主义”是医治中国文化痼疾的良方，对传统的内省式道德哲学观怀有深刻的憎恶感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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