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这里，“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思想中充满困惑与焦虑，但某种想法一旦确定，任是存在任何困难也要做下去。如果放到现今，傅斯年大约要被称为“学霸”的，他的新史观，他建立和领导史语所，没有点无视非难、一意孤行的精神恐怕是做不成的。傅斯年与老朋友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本质上与他对自己思想嬗变的忠实相关，即使有个人缘由，也非主流，毕竟傅斯年作为学者的思想脉络是在矛盾与固执前行中可梳理出大概情状的。
但即使是如傅斯年这样强悍的人物，面对波谲云诡的时代风浪，有时也不得不使自己的学术主张稍微扭曲一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驳日本人关于东北不是中国本土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宣传，他仓促编写了《东北史纲》，其肤浅和主观背离了实证客观的学术方法。而抗战期间，有学者进行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傅斯年呼吁停止，因为西南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理论与时事需要不符。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有情可原的，但终究是一个忠实自己学术事业的学者违背事实之处，没有谁能逃脱时代的播弄。
傅斯年这一代人曾主张要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二十年不谈政治”，“作学问不问实际应用”，“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傅斯年努力去实践了，但显然困难重重，从史语所实际工作频遭各种势力的掣肘，到自己不得不写《东北史纲》这样的文字应对时局所需，证明学术自外于时政实在理想化。1942年，傅斯年参与实际政治，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自此，离开了奋斗许多年的、严肃的学术研究。这其间的得失，不好衡量，不过却让我们观察考量现代知识分子处身于学术与政治间难以厘清的两难境地。
政治之中的傅斯年，仍然是“一团矛盾”与一意孤行交缠。他看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又极力维护蒋的地位；他猛烈攻击腐败与渎职的孔祥熙、宋子文，但又无法触及国民党的政治框架；他拒绝担任政府官员，但又答应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代给傅斯年出了很多难题，他只有尽力化解之，能做多少做多少，是否还是一以贯之的实证方法？想起他著名的话语：“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东西”，做学问的认真劲儿放到了时政领域，在“一团矛盾”中一意孤行，即使做一个“过河卒子”也在所不辞。
王汎森写的不是完整的傅斯年传记，他关注的如题所言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如此的个案研究延伸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无疑，在这部著作中，王汎森完成了他的研究目的。傅斯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其文化的反传统主义与自身出身、修养的矛盾形成吊诡的关系，于是其产生显突兀，其发展亦波折坎坷，有修正、背离，也有坚守不移。至于学术社会的建立，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未免是一个大的奢望，而一群学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难逃半道夭折的命运，但已完成的表明了他们的努力，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辛苦挣扎之见证。傅斯年的一生，一直在矛盾中求取突围之径，即使因时代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归骨于田横之岛”，是其对世间的最好辞别之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七)：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先来讲一个故事。
我读本科的时候，现代文学老师曾讲了一次他自己的经历，他到校医院去看病，挂号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历史系的老教授，问及彼此专业以后，老教授很鄙夷地说就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破坏了中国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话。我的大学老师没有任何回答。很多年以后，虽然我自己也忝列现代文学研究之列，但迄今为止，在大大小小不同场合遭遇这种尴尬的时候，我同样是不与夏虫语冰的态度。
但看完了这本书，确切地说是看完了此书的附论的《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我以后是不会再选择犬儒地退避了。
我的不再退避，不是说获得了本专业自足的信心，而是因为王文中通过对清、民两代学人治史方法选用材料的不同，展示了史学研究的进步。我只是由他的这一论述得出了一个很小的启示，支撑上面提到的老教授不屑于新文化运动学人的知识结构观念结构，乃至他的教育，其实都完全是现代训练的结果，实在是一个装了旧酒的新瓶，不可能再有那种旧酒旧瓶了。因此，今天甚嚣尘上地国学热，都已经是披着国学外衣的现代YY。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一个真正的旧学之人，其实并不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毫无疑问应该是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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