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一段話最可注意之另一點爲“我們不是讀書人”一語。傅氏有意將近現代的專業研究者同古代的讀書人嚴格分開，擺脫“讀書人”的身份限制。傅氏是強烈要求學術與道德和政治分離的，但在抗日戰爭中，他卻也不能不作《東北史綱》、宣揚“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服務於政治——儘管我並不贊成他那種“曲學”的方式。可由此卻也說明，學術仍舊擺脫不了政治，擺脫不了現實社會。換句話說，學術不能沒有現實關懷。我曾有《走出書齋的歷史學》一文，便是此意。
其實，在廢除科舉之後，“政教分離”，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上之存在位置與意義便頗成問題。余英時有一篇《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號總第六期），指出中國由士衍化成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逐漸地邊緣化了——既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作為一篇演講，他最後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究竟處於甚么位置已是一個毋需討論的問題了”，實際上是在批判中國大陸的現狀。時間過去了二十年，現實仍舊沒有改變。近些年所謂的“公知”，也依舊是在社會邊緣著力，很少能直指政治，也很少真正以文化爲根基。在現實的中國，知識人（借用余英時的說法）該如何自處，至少對我來說仍然是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據此書所述，令我十分驚訝的是，作爲五四運動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作爲最激烈反傳統的近代學人之一，傅斯年晚年竟然回歸到孟子的“道德哲學”。當他成為臺大校長時，竟然把閱讀《孟子》作為所有臺大一年級學生的必讀書。反傳統的五四青年的晚年轉向值得深思。其實，這一代人的舊學功底相當不錯，他們自幼所受的教育，其實是以中國學問爲最初的根基的。在新文化運動中，這成了他們極力要擺脫、拋棄的東西。兩級之間的撕裂、“一團矛盾”，恐怕是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面對的問題——更何況他們正處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文化變局之中。好像自由主義者最終都對中國傳統表現出尊重，承認其現代價值，而這批人大多隨著政權的更迭轉移到臺灣。而留在大陸的，除了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外，又被黨的政治、思想高壓統制所“同化”，各方面的反傳統比五四更進一步，其餘波至今未歇——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兩岸如今的社會現實，恐怕與1949年以後不同的學術遺產不無關係。
2012年5月28、31日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五)：几点感想
一、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相似之处
傅斯年生于1896年，胡适生于1891年，二者相差不了几岁，二人在学术上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私人关系上其实还可能含有相似身世上的互相认同，这种认同也可能影响到了二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学术经历。
在身世上，二人均是幼年丧父（傅斯年9岁丧父，胡适则是4岁左右），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当时，孤儿寡母，几乎完全要靠亲属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在这期间由于缺少父亲这一形象的引导作用，缺乏了对象征着传统道德父亲的仿效行为，也就无法体会到道德的约束力的正向价值，而只会有一种被束缚感觉。胡适在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曾讲道自己因顶撞母亲而使母亲极为伤心，在这个回忆中，征服胡适的是情感的力量而非理性的规范，这无疑可能会滋生另一种情况，即当顶撞对象和自己无情感关联时，“顶撞”这种无礼行为也不会得到修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在傅斯年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从生活的艰辛的角度来讲，他的周围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然他在对自己家庭的追述时，就不会非常简略，这背后除了王汎森先生所列的“耻辱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傅父去世之后，他们母子所遭遇的世态炎凉极有可能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不快的印迹，故而在追述家世时，他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愿过多提及这段往事。如果上述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也就可以给后来傅斯年否定传统道中家庭伦理文化等行为找到一点心理上的依据。而且这也极可能是傅斯年弃黄侃而转投胡适门下的原因。
而且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之后的留学生涯中，傅斯年极有可能试图找到一种既能否定道德，又能有所建树的理论，在这面上，他极有可能不完全地接纳了英国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因为功利思想最初的建立也是建立在反道德和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的，虽然两种道德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胡适则是从美国引进了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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